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两个转向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两个领域带来了显著成果,推动了研究进程^[1]。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与翻译研究这一话题一直备受国内学者的重视,如:蒋好书探讨了对外文化翻译与交流的五个层次^[2]; 党争胜以《红楼梦》中中国民俗文化词英译为例,探讨了文学翻译过程中民俗文化词的翻译原则与方法,提出了“简释性增补”的民俗文化词翻译主张^[3]; 黄巧亮认为文化态势影响译者对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等^[4]。文化与翻译间的联系最直观地体现在了语言层面,源语中的“文化”要想在译入语中长久扎根,不仅需要文字间的简单转码,更需要文化间的“移植”。由于文化差异、具体文化语境、译者思维认知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文化在对外移植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变味”现象。“文化味”的移植是每个译者从事文化翻译的重要目标,译入语如果离开了“文化意味”,则会丧失源语的文化效果,导致文化翻译的失真。因此,“文化味”的移植是极为必要的。

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广义上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涵盖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行为规范及思维观念等方面。人类在生产和生活的历史积淀中,按照规定或约定俗成形成许多种类的文化符号。随着人类活动的进一步扩展,文化符号表现出与人类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性,与社会规定相关的规约性,以及与人类心理和思维相关的观念性,本研究以此为标准将文化符号划分为物质文化符号、规制文化符号和观念文化符号。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融合,文化不仅仅只局限于在本土的传播,具有传统意义和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还要走出国门,迈入异国他乡。文化符号在异族文化圈内的传播离不开翻译活动,由此可见,文化与语言之间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的相似性和相通性不仅使语言之间的跨文化转换成为可能,而且也为转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5]。但是事实上,由于各民族生存的人文环境大不相同,各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也存在差异,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本身蕴含着浓厚的文化韵味,因此,在对外交流中跨语言的文化信息和文化韵味移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入语的成功与否。

“文化移植”所指的文化,主要是指某语言所反映的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历史变故、生产活动,以及该民族的特殊心态特征和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6]。“移植”一词本身包含了生命体的含义,文化的对外传播离不开译者的翻译活动,在文化对外移植过程中将源文化的信息从一种环境放到另一种环境中,且该文化信息能够正常运行,这一过程也可以称之为“文化移植”。

“文化味”是指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抽象的文化情味和意味。翻译特色文化符号时,不仅要让受众理解词汇本身包含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让受众能够从中体会到源语中蕴含的文化情味。在英语和汉语中,某些词语、句子或篇章的表层意义相当具体,然而实则它们具有浓重的文化内涵,反映各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内容^[7]。所以,对于某些特色文化符号的翻译,译者如果只关注该词汇的字面含义,忽略词汇蕴含的文化情味,简单地直译或硬译,并没有进行有生命的“移植”,反而会出现文化意象的亏损现象,造成源语在译入语的文化环境中“变味”。

在中国的待客文化中,“略备薄酒,不成敬意”这一客套表达随处可见。所谓“薄酒”,字面意思上可以解释为“浓度低的、味道较淡的酒”,亦可称为“水酒”,是主人对待客之酒的谦称。在中国的待客之道中,“薄酒”一词并不仅限于“酒”这一实实在在的物质,还涵盖了“酒宴”的意味。例如:值此开张之际,我们略备薄酒,恭迎四方嘉宾光临(On the occasion of our opening for business, we prepare some dishes and request for the presence of our guests from all quarters)。显然,在此文化语境中,“薄酒”一词远远超越了字面上“酒”这一含义,如果仅按照字面的信息译作“watery wine”,不仅源语中隐含的文化情味不能完整地表达,受众也会对中国的待客之道有所不解,则不能达到文化移植中“传情达意”的效果,而“dishes(菜肴)”则传达了小型酒宴的意味,弥补文化信息的缺失。

为了保持源语中的文化内涵,译者必须在文化对外移植中积极创造条件来维持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文化平衡,既要顾及受众的接受能力,再现源语的文化信息,也要深入挖掘源语的文化情味,在译入语中再现传统文化意蕴。译者要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求适当的移植策略以跨越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文化鸿沟。由于汉语与英语中的文化符号在很多情况下会出现语码空缺,即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不是所有的具有特色文化情味的文化符号在译入语中都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名称来代替,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这些文化符号的实践活动中根据文化符号的等值与否,采取对等移植、阐释移植、替代移植等多种文化移植策略,从而尽力在译入语中保持原文化意象或文化符号的“文化味”。

在文化词汇的翻译中,译者应在充分理解源语和译入语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努力寻求以达到文化对等。文化对等能引起译作读者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同时又不丢失源语的文化色彩^[8]。文化的对等强调译入语与源语在文化的表达形式和文化内涵上达成完全相同或某种近似的理解。文化对等移植策略是指在译入语文化中可以找到与源语文化相同或相似的表达。这种对等不仅仅是要求源语与译入语在形式上要对等,还应争取源语与译入语在文化情味上的最大等值。

“茶壶”作为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文化符号,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茶壶”指的是一种用于泡茶和斟茶的带嘴容器,主要由壶盖、壶身、壶底和圈足四部分组成。茶壶的样式有许多,有瓜形、鼓形、梅花形和栗子形等,按照客人的数目也会细分为二人罐、三人罐和四人罐等,其质地和色泽也有多种分类。在英语中,“茶壶”一词可以找到对应的英文名称“teapot”,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国内外的顶级设计师融入了现代和传统两种元素,茶壶的设计呈现出千奇百怪的形态。但无论外观和质地如何变化,国外的“teapot”与中国的“茶壶”作为泡茶和斟茶的器皿这一功能并未改变,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采取对等移植的策略。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茶壶”一词可能具备了特定的文化情感,正所谓“意向可以寓于隐喻之中”^[9]。例如:女仆偷偷溜进了主人的房间想要窃取珠宝,突然听到了房间外主人的说话声。此时此刻,她的一颗心就像“装着沸腾的水的茶壶”(At this time, her heart is just like a teapot with boiling water)。在这个情境中,“茶壶”不再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实物,它已经被赋予了隐含的意义。在受众的认知中,“装着沸腾的水的茶壶”实际上是指女仆由于心虚,一颗心七上八下,如果译为“Her mind is in a turmoil”,反而不如字面上直译看上去形象生动,按照源语进行对等移植,受众亦可以根据具体的文化语境把握词汇所要表达的含义。

“阐释”即阐明、陈述并解释。文化的“阐释移植”是指源语和译入语存在文化空白,译者通过解释源语中文化现象的含义,转换源语的表达形式、增加文化信息注释等手段来阐释源语的文化意义。通过“阐释移植”的翻译使文化含量较高的文学作品在另一种语言和文化语境下获得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10]。

在中国的旧社会中,出现过一种婚姻风俗“童养媳”。所谓“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养媳”,通俗意义上来讲,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儿、幼女,待到成年之后与自家子弟正式结婚。童养媳自小在夫家生活,童年时期和丈夫的关系亲如姐弟或兄妹,彼此之间以亲情维系,待及笄之后与丈夫成婚,正式确定婚姻关系。在文化移植过程中,有些译者将童养媳译为了“child bride”。例如:他收养了一个女孩儿作为儿子的童养媳(He adopted a girl as a child bride for his son)。童养媳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是古代中国和旧中国时期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别于在印度、东南亚国家及阿拉伯国家极为盛行的“童婚”现象。如果译为“child bride”,国外受众可能会产生误解,将“童养媳”与“童婚”现象混为一谈。就例子中的“童养媳”而言,指的是父亲要收养一个女孩儿,为儿子物色未来媳妇人选,并非“童婚”中未成年的儿童新娘,译为“He adopted a girl for his son as the future-wife”,通过阐释“童养媳”的意义,补充文化信息,使得译入语更贴近源语中的文化含义,从而消除歧义。

对文化负载词的这种阐释体现了译者对文化差异的认可,以及对异域文化的尊重,有利于宣传源语国家的文化,但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负载词传递的文化意向和其所蕴含的内涵并不一致^[11]。在这种情形下,对文化翻译的译者而言,考虑到受众很难融入源语的世界,需要译者对文化词汇进行比较到位的阐释,从而保障源语文化的完整性,使译入语能够让受众毫无障碍地接受。

文化替代移植策略是在译入语与源语文化不对等的情况下,通过寻求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来替代源语的方式,从而解决译入语中的文化空缺难题。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的移植不求对等,而求最合适。替代移植主要是译者以译入语文化为依托,将译入语文化中负载的具有类似意义的词汇替代源语,而这种替代词的替换主要是在源语与译入语语场平位的情况中进行的,可以避免词汇在概念表达中产生歧义。

中国有句歇后语叫做“见了猫就怕——胆小如鼠”,“胆小如鼠”这一成语含贬义,形容胆子小得像老鼠那样,遇事畏首畏尾。但在英文翻译中,“胆小如鼠”并未按照实际意象译为“as timid as a mouse”,而是被翻译为“as timid as a rabbit”。在西方文化中,兔子是胆小的象征,“胆小如鼠”在对外移植中并未采用“鼠”这一意象,而是采用了“兔子”这一意象,使英语国家的受众更能体会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的程度。通过文化间的沟通,利用译入语中相似表达替代源语的套译形式,既可以弥补文化空缺,还可以更好地向受众传达文化含义,从而使跨文化交流进行得更顺利。

文化的内在差异是造成文化移植中出现“变味”的主要因素,顺畅的跨文化交流离不开译者在文化情境中的“登场”,离不开灵活的翻译策略。译者“登场”是在尊重原文内容和风格的同时,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12]。译者要以文化传播为翻译活动的目的,从文化的忠实度和受众接受能力审视自身的使命感,协调文化间的差异,制订相适应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翻译策略的制约因素不少,但最主要的因素有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的目的和任务及译本的目标读者等^[13]。文化在对外移植过程中,要想摆脱文化差异的束缚,达到相对忠实的移植效果,需要译者扮演好中介人的角色,具备较高的文化理解力,充分解读特定的文化语境下源语中文化负载词及特色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字面意义和深层文化含义,兼顾受众的接受能力,采取多元化的文化移植策略,使源语文化在译入语的文化土壤中仍可生存。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14]。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对翻译的定位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文字转码,译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着语言的翻译者和文化的协调者角色。如果为了语用层面的交际效果,而牺牲了源语中的文化色彩,无异于减损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15]。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之一,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让受众理解译入语的呈现方式和倾听源语中的文化声音,这就要求译者要灵活地掌握语言的表达技能,理解译入语与源语间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从语言和文化的双重视角出发,正确把握源语的内在含义和所蕴含的文化情味,采用对等移植、阐释移植和替代移植等多种策略,使文化在移植过程中既可传情也可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