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开始,日军在中国东北的锦州首次进行了“无差别轰炸”,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充满侵略扩张野心的日本并没有收敛其嚣张气焰,在1932年挑起的“一·二八”事变中,对中国人口密集的上海市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面对日益严重的空中威胁,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制订防空计划,大力发展空军建设,期望能更好地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在短时间内拉近与日本军事航空的距离来捍卫自己的制空权。浙江因其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和初步发展起来的防空力量,在抗日战争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空战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八一四”空战、日军的几次大轰炸、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和美国飞虎队对日作战等方面,而对区域性抗日空战研究相对较少。笔者试结合史料,从区域抗战的角度来分析探讨浙江在抗日战争空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地位,以期能为丰富浙江抗战史尽点微薄之力。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逐步制订和完善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国防防空建设计划与方案。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其最东端的舟山群岛距日本本土只有700多公里,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入海口和中国海岸线的中线,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编队长期游弋于上海长江口外和舟山群岛附近的东海海域,日本海军航空队也主要部署在这里。同时,浙江也是台北鹿屋日本海军航空队北上轰炸上海和南京的必经之地。鉴于中国军事航空力量的极度薄弱,国民政府有意将浙江打造成军事航空重地,主要表现为:将全国最高航空行政机关、中央航空学校、防空学校、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等迁往和选址杭州,并在浙江境内各地大修机场设施,建造了较为密集的机场群。

1932年9月,国民政府统管全国航空事务的航空署在蒋介石命令下划归给军事委员会直辖,并由南京迁往杭州。蒋介石在发给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电报中,命令浙江省“迁让梅东高桥附近全部营房为航空署应用,并速修整杭州经笕桥至乔司路之道路,同时开辟由笕桥至半山路之道路”^[1]。与航空署一同迁往杭州笕桥的还有扩大编制后的原军政部航空学校。为了突出这所新建院校的地位,蒋介石将它命名为中央航空学校^[2],并亲自担任校长,任命留学归国的航空专业人才毛邦初为副校长,打理学校的日常事务。1935年,周至柔担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次年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由原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的陈庆云接任校长。全国最高航空行政机关落户杭州,无疑为浙江航空事业的发展和防空力量的部署提供了有利条件。

空中力量的对决,关键在于飞机的性能和数量。为加速中国飞机制造,国民政府通过几年的谈判与协商,在1934年2月与美国克狄斯和道格拉斯两家飞机公司的驻上海代表联洲航空公司签订合作办厂协议,成立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厂址选在杭州笕桥。按照协议,飞机制造厂的建设资金、机器设备等全部由美方承担,国民政府5年内分批进行偿还。前5年由美国公司管理生产运营,国民政府只派一名监理人员进行监督,还清债务后归中方自办^[3]。1934年3月,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开始动工,6月底制造厂落成,10月1日正式开工投产。到1936年底,该厂职工总数达到了378人,生产修理制造了235架各种类型的飞机,成为国民政府时期国内生产规模最大和修理制造水平最高的飞机厂。

面对游弋在东海和长江口的日本海军舰队及其航空队的威胁,国民政府将浙江视为未来对日防御的前沿阵地,加大了浙江境内机场的建设力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建成了杭州笕桥机场、宁波栎社机场、绍兴曹娥机场、余杭乔司机场、海宁翁家埠机场和建德下二都机场,并且在长兴、嘉兴、诸暨、淳安、衢州等地也有机场分布^[4]。这些遍布浙江各地的机场设施,在中日空战初期,起到了分散和隐蔽中国空军力量的重要作用,也为抗日战争中后期盟军空军作为起飞基地空袭轰炸日本本土提供了条件。

1932年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正式成立后,在航空人才培训方法和内容方面,基本上采用了美国式训练方法和飞行技术标准。为了招揽汇集当时国内现有的航空人才,学校首先开办了一个高级班,招收对象主要是留学欧美、苏联和日本等国学习航空专业的归国人员和曾经就读于北平南苑、云南和东北航空学校的专业人员,后来又陆续招收一些由各航空队选送的飞行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央航空学校先后举办了6期飞行员培训班,培养了700余名合格人员。中央航空学校先后开设了机械、照相、轰炸、无线电等专业培训班,共培养了343名机械生,39名无线电、照相、轰炸等专业人才^[5]。这些学员毕业后分布于全国各地和浙江各机场及基层防空部门,成为参与对日空战中的军事技术骨干和战斗人员。

1933年,国民政府为加强地面防空,在杭州成立防空学校,专门用来培养防空人才。学校成立后,针对当时中国防空力量薄弱的问题,特意把曾经留学英、德、美、日等国的人员聘请到学校担任教官。在防空专业和普及教育两方面同时开展。在专业教育方面,学校重点进行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大类别的训练,系统地设置了防空研究班、防空情报训练班等,并成立高射炮学员队、军士队和练习队。防空学校的专业教育,促成了中国地面防空部队的正式诞生^[6]120,在防空学校直属的4个地面防空高射炮连的基础上,国民政府成立了地面防空射炮兵营,而且每连配备4门七五高射炮。地面防空部队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对南京和杭州防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普及教育方面,召集各省会公务人员,举办防空教育班,传授消防、防毒、避难、灯火管制、交通管制与防空情报等国民消极防空的知识和技能。为了进一步扩大防空知识的普及面,国民政府调集各市县公务人员到杭州防空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各自回到基层开展防空建设和宣传工作。这种短期培训为防空情报所和监视队(哨)输送了大批的业务骨干,对防空知识的普及和提高民众的防空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境内集中了较多的军事航空力量,特别是杭州已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空军基地,浙江很早就被日本定为重点攻击目标。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航空兵配合其海军陆战队,采用所谓的“穿心战术”,先后对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进行了“无差别轰炸”,想采用这种残忍手段对中国军民进行威吓,同时也想把刚刚起步的中国空军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面对空中强敌,国民政府航空署调令中央航空队和广东航空队集中到上海虹桥机场和杭州笕桥机场进行积极迎战。由于力量悬殊,中国空军在上海和苏州空战中先后失利,迫不得已撤退集中到杭州笕桥机场。

随着战局形势的发展,浙江杭州成为了中国空军大本营,日本在轰炸完上海虹桥机场和苏州机场后,目标指向杭州笕桥机场。1932年2月26日,日军先后派出两批共27架战机,主要包括舰攻机、战斗机和轰炸机,对杭州的笕桥机场和乔司机场展开攻击和轰炸。当时驻扎在杭州笕桥机场和乔司机场的中央空军第2、第6队与北上助战的广东空军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在这次战斗中,中国空军飞行员赵甫明受伤牺牲,3架训练机和1架运输机受损,日军2架战机迫降杭州湾而沉入水底。这次战斗,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军去向早有准备,笕桥机场和乔司机场的飞机已经转移,日军虽然对机场的棚厂和场地进行了轰炸,但由于中国空军的顽强抵抗和地面高炮部队的密集火力,并没有达到其摧毁杭州机场设施和重创中国空军的军事目的。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中国空军参加抗日战争的第一场战役,“二二六”笕桥空战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中国空军那种不畏强敌、敢于战斗、敢于牺牲的英勇气概,鼓舞了军民抗战的信心,这次实战经验,为以后发生在笕桥上空的“八一四”空战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国民政府对这场战斗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反思,给以后的中国空军建设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带来启示^[7]。

1937年8月初,日本海军航空队加紧备战,在原有的编制上进行了改编和重新部署,把原先的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编入第三舰队,统一由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指挥,准备一举摧毁国民政府的空中力量,以实现其3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8月13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闸北、虹口等发起进攻,停泊在黄浦江苏州河口的日本军舰“出云号”发起对繁华的上海市区的猛烈轰击。与此同时,日本海军航空母舰“龙骧”号、“凤翔”号、“加贺”号等及其所载航空战队游弋在舟山群岛北端的马鞍群岛附近,随时准备参战。此外,日本海军还在舟山群岛最南端的韭山群岛上布置“神威舰”,其舰载飞机加强了对浙江和上海一带的侦察活动^[8]212。

日本海军舰队对市区商店、学校及平民的狂轰滥炸,大大激起了中国军民保家卫国的决心。为配合陆军地面作战,尽快摧毁日本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1937年8月13日下午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要求各空军部队分别从9个机场做好出击准备,其中包括浙江境内的上虞曹娥机场、杭州笕桥机场、长兴机场、嘉兴机场。

随着淞沪会战的爆发,日军为迅速摧毁中国的航空力量,1937年8月13日晚,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下达作战命令,令鹿屋海军航空队和第二航空战队进攻笕桥机场、广德机场等地^[8]215。14日早晨,因台风天气,暂时取消。8点40分,义愤填膺的中国空军将士们,面对强大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决定变被动为主动,采取先发制敌战略,不顾台风恶劣天气的影响,依然按照作战计划对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和吴淞海面的第八战队发起了主动攻击^[8]214-215。根本就没有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的长谷川清,对中国空军的主动进攻感到十分吃惊,午后,他命令日本航空战队立即发起反攻。因台风天气原因,停在航空母舰上的战机难于起降,只好动用台北鹿屋海军航空队的18架飞机,每机各载2枚250公斤的陆用炸弹,分两路奔袭杭州笕桥机场和广德机场,意在一举摧毁中国空军力量和机场设施。遍布在浙江各地的防空监视哨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日军战机起飞后不久,中国空军就已迅速掌握了日机动向。刚飞抵杭州笕桥机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27架战机,来不及修整和补充燃料,在队长高志航率领下凌空迎敌。中国空军利用日军轻敌分散队形和恶劣天气的掩护,在空中与日本航空队展开了搏斗。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胜负已经分明。日本航空队没有料到中国空军早有准备,而且如此勇猛迅捷,分散队形又被中国空军抓住了战机,只好匆忙抛下弹药,分别向海宁、永嘉和金华方向逃窜。此役中国空军取得了3比0的光辉战绩^[8]216。为了纪念空军首战胜利,国民政府将该日定为“空军节”,这次“笕桥空战”又被称为“八一四”空战。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遇挫的日本空军扩大了战斗规模,特别是加大了对浙江境内的笕桥、乔司、绍兴等机场的攻击和轰炸,中日空战进入最激烈阶段。1937年8月14日至17日这段时间,国民政府空军仍不失作战的主动性,先后击落日机46架,多次轰炸了吴淞海面的日本军舰船和陆战队本部,木更津和鹿屋海军航空队受到重挫^[6]104。但是,随着战争的进展,刚刚起步的中国空军无论是战机还是战斗人员都无法得到及时补充,在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只能被迫往中西部转移,进行有限的抵抗。

“八一四”空战是中国航空部队、笕桥机场、地面防空哨所紧密配合,充分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和敌方轻敌而出现的失误,取得的一次以弱胜强的战役,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信心。这次战役在日本国内引起震惊,当时闻名于世的木更津和鹿屋两个日军主力航空队的最新式轰炸机被消灭过半,日军联队长石井义只好以剖腹自杀来谢罪。

浙江省距日本本土最近处不足1 000公里,境内机场分布广泛,地面防空哨所等基础设施相对比较齐全。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曾数次在浙江宁波、金华等地大量投放鼠疫炭疽细菌,民众深受其害,抗日情绪高涨。因此,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浙江成为中国和盟国空军远征和空袭日本本土的重要军事基地。

1938年5月,中国空军以宁波机场为出击点,实施了首次对日本本土的远征。当时日本空军不断空袭中国各地,尤其对作为抗战指挥中心的武汉进行了重点轰炸。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展示中国空军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决定派飞机远征日本。而浙江宁波距离日本本土只有1 000多公里,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轰炸机完全可以对日本本土进行一次反击,因此宁波栎社机场就成为了首选。从1938年3月到5月初,国民政府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主要是重修浙江境内的机场,并从武汉汉口到浙江沿海设了7座对空电台,其中以汉口经南昌、衢州到宁波一线为主,长沙、温州、丽水为辅,相互联络,这些准备为空军的远征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条件。

1938年5月19日,航空委员会派第十四大队队长徐焕升、副队长佟彦博与队员共8人,分别驾驶2架马丁式重型轰炸机,从武汉汉口起飞,经停南昌、衢州,最后降落于宁波栎社机场。当日晚23时,徐焕升等人从宁波驾机起飞,约在次日3时抵达日本海岸。在抵达日本长崎上空后,飞机在3500米的高度盘旋数圈后撒下传单,接着又飞临福冈、熊本、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等地,沿途撒下宣传传单。飞机在散发传单的同时对日本军港及机场情况也进行了侦察,完成任务后分别飞返降落于江西省的玉山、南昌两地,后返回武汉汉口机场。

国民政府空军远征日本本土的目的,并非实施空中打击,而是在于宣传中国抗日的意义和唤起日本民众的觉悟,所以飞机所载的都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品,如《告日本工商业者》《告日本农民大众》等传单。国民政府空军的远征用传单代替炸弹,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各地的空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虽然没有对日本本土进行军事打击,但它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它也表明中国空军是有能力长途轰炸日本城市的,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严重警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入同盟国,日军成为同盟国的共同敌人。为尽早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面对顽固的日本法西斯,只有加大对其本土的打击力度,把战火烧到日军后院,才能促使日军早日投降。因此,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空袭反击成为首选。但鉴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美国无法完成长途奔袭。中国加入同盟国后,美国调整了对日本本土空袭的作战计划,先将航空母舰舰队驶近日本海域,舰载机完成对日本本土轰炸后,返回中国沿海地带的机场降落,浙江境内机场成为最佳选择。

中美合作完成盟军对日本本土的首次大轰炸反击是在1942年初。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增加震慑力,盟军决定对日本大城市进行重点轰炸。1942年4月18日,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驶到靠近日本海岸的海域,16架B-25型轰炸机在杜利特尔中校指挥下腾空而起,同时对东京、神户和名古屋等大城市进行了轰炸。在空袭完成后,轰炸机按预定计划飞往浙江省的衢州机场准备着陆。由于当时天气恶劣和燃油不足等原因,飞行员被迫在中途弃机跳伞或迫降,80多名机组人员中的大多数在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被当地军民救起^[9]。

这次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空袭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盟军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信心。遭遇沉重打击的日本政府,为了防止盟军对本土的再次攻击,加大了对中国特别是浙江的报复。1942年4月22日,日本大本营调整了作战计划,要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主要的航空根据地,以粉碎敌人利用该方面轰炸我本土的企图”^[10]70。从5月中旬起,日军遂发起长达3个月之久的浙赣战役,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浙江、江西等地大量施放毒气和细菌,导致当地民众大量死亡和伤残。为“确信足以粉碎敌军利用上述机场轰炸我本土的企图”^[10]158,日军对占领后的浙江境内的机场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其中,将玉山、丽水机场附近的建筑炸毁或拆除,把起降跑道挖成沟壑,对衢州机场进行了2个多月的破坏,并引进江水将机场淹没^[11]。但日军此举并未能阻止盟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步伐,抗战后期,美国将最新型的轰炸机驻扎于中国西南成都等地,选择江西、浙江境内机场作为前沿基地,多次对日本本土实施空袭,拉开了对日本地毯式轰炸的序幕,也成为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重要导因^[12]。

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的空中威胁,国民政府制订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国防防空作战计划,并重点开展空军建设。鉴于江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国民政府着重把浙江打造成中国军事航空汇集地,在杭州建立航空和防空学校以培养军事航空人才,建立飞机制造厂,修建飞机场,为对日空战做好了准备。“二二六”笕桥空战是中国空军组织的第一次小规模的防御战,积累了实战经验,鼓舞了士气。“八一四”空战揭开了抗日战争大规模空战的序幕,并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浙江成为中国和盟军远程奔袭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同时,浙江也承受了日军的疯狂报复。从中日战争的角度来看,浙江是中国空军对日空战的重要战场,从更宏观的角度看^[13],浙江在反法西斯空战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