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和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传统文化资源 [PDF全文]
宋 眉1,2
(1.浙江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杭州 310023; 2.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南京 210096)
从当代全球城镇文化生产的目的 与机制,中国新型城镇文化生产的特殊性及特色小镇的社会文化生态和文化生产机制来看,传统文化资源在文化生产与城镇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功能,但仍需要在转化路径上与时俱进。唯有在意象空间建构、公共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不断探索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文化资本及参与建构社会文明肌体的路径,才能促使其成为新型城镇与特色小镇文化生产的积极要素,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特色小镇建设提供助力。
On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style urb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SONG Mei1,2
(1. School of Desig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Zhejiang, China; 2.School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Jiangsu, China)

When it comes to the purpose and mechanism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production of global cities and towns, the particularity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f China's new-model cities and towns as well as socio-cultural ecolog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re not only of significant value and function i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ities and towns, but also need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on the path of transformation. Only by constantly exploring the path on which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are transformed to socio-cultural capitals as well as the way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terms of image space construction, public culture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an they become the positive elements in cultural production of China's new-model cities and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also become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style urb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引言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特色小镇建设,遵循科学规律并符合国家现实需求,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和文化生态机能在城镇建设中的作用,对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与社会文化资本、参与建构社会文明肌体,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之下,传统文化资源不仅在彰显城镇文化特色、传承地方文脉等方面呈现其价值,更需要在营造文化生态空间、培育居民文化观念、塑造城镇文明肌体等方面实现其功能。因此,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与转化路径并非一个业已完成的命题,而是还需要研究者们不断作出与时俱进的探讨。

1 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文化生产与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1.1 当代城镇文化生产的目的与机制

从整体上看,当代城镇化进程就是一个生动、具体的人类社会文化不断适应环境并进行创新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伟大实践。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以打造城镇文化形象为目的,对文化资源进行重新设计,注重进行法治化的“精准”和“深入”的管控式管理,以解决高技术发达社会与自然界及社会平等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引发的环境危机与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城镇化发展与竞争的加剧,文化资源日益成为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社会各类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与文化生产机制的科学性、高效性,成为城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因素”,新的文化结构与生产模式需要不断被塑造出来,以增强“城镇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空间与能力,而“文化资本”及其再生产也成为了建构当代城镇空间形态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要言之,当代世界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在于对已有的文化资源与空间进行再生产,而文化生产的目的就在于不断塑造出新的文化结构、生产模式及相应的社会结构,以完备的文化生态系统机制增强“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空间与能力。

从当代城镇文化生产的机制来看,一方面体现出当代全球资本与文化扩张,新的文化价值产业分工与城镇竞争等所形成的外部巨大的支配力量; 另一方面,日益凸显出城镇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与生产模式、城镇主体的素质与创新能力等内部因素的重要意义。正如帕森斯的“城市文化基因”理论所指出的那样,生物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之间关系的整合与协调,是实现城市社会正常运转和增强城市文化张力的保障,而合理的文化生产模式能够有效地促使城市社会进化与主体进化之间形成同构,这个机制可以概括为“有机体向人格(心理)系统提供能量,人格系统向社会系统提供能量,社会系统向文化价值系统提供能量(通过人们的活动)。因此,文化系统最终主宰着整个社会系统”[1]。事实上,这种制约着城市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分化与成长性进化过程的机制,在当代世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日益体现出其重要作用。基于此,国外学界对城镇化的模型建构、评估指标与创新体系转型等进行了全面观照,并探讨了由此带来的社会组织现代观念、生产与消费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变化。

1.2 中国新型城镇文化生产的特殊性

中国城镇化进程体现为从“功能”到“文化”再到“人文”的转型过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了建设“人文城市”的目标,以及“人、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诸多城镇也纷纷提出了“宜居”“生态”“智慧”“创意”等注重“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文化发展理念,将“人”的价值视为终极目标,将“人”“城”和谐共生与共同发展,以及营构良好的城镇文化生态和文化生产环境,视为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国内学界研究来看,钱易、吴良镛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及张鸿雁的《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等,对中国新型城镇化文化生产目的和机制进行了宏观阐述; 费孝通、齐骥、张鸿雁、单霁翔等学者也纷纷强调文化自觉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基,文化这一“城市功能的最终价值”[2]同样是现代城镇转型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目的,而回归人文,充分体现“人”的价值,建构“人本主义”的文化主体模式,同样是新型城镇文化生产的基本目的之一。

由此可见,中国新型城镇文化生产不仅呈现出当代世界城镇文化生产的共性规律,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在符合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与现代城镇价值生长诉求,在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城镇产业经济和城镇融合发展动力的同时,还应注重实现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文化战略。此战略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以人为核心,以文化复兴与创新为策略,并以建构现代城镇文明肌体为根本。这种城镇文明肌体,是在融合国家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特征的前提下,在承继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现代文化观念的合理融入。

1.3 传统文化资源在中国新型城镇文化生产中的价值

在E·希尔斯看来,现代意义上的“传统”是指“历代相传的东西,即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包括物质物品,关于各种事物的观念思想,对人物、事件、习俗和体制的认知”[3]。本文中的“传统文化资源”,主要指自然、历史、宗教、民俗、艺术,以及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社会规范、观念精神等,兼具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

从总体上看,传统文化资源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具有重要价值。国内研究者对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多主张应当从中华文明和文化本身入手,从内部寻求向现代性转化的资源,才能建构真正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现代性”; 同时重视传统文化之于中国现代性塑造的价值和路径,主张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塑造须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现实,以此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社会之间的断裂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实践与探索,因此,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新型城镇文化生产也无法背离这一目的。基于此,传统文化资源在新型城镇文化生产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艺术、文化景观、工艺技术、民俗文化等显性资源能够构筑城镇形态文化,并直接转化为产业资本; 另一方面,历史、信仰、社会规范、观念精神等隐性资源则可以转化为文化理念、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参与建构城镇主体存在的社会空间和城镇风貌的总体形态,对城镇主体的行为方式、精神特征等产生影响,从而作用于城镇文化自身的传承发展与城镇现代文明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如冯骥才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的负面造成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的问题,正在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但文化——比如正在被大规模的‘城改'所涤荡的城市的历史文化性格问题,至今依然被漠视着。”[4]也正如曾军所言:“其实,无论是对城市文化的重视还是损毁,文化传承问题都还没有完全内化到城市发展本身来考虑,而是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美其名曰‘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5]22而事实上,“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问题被内在地作为城市的基本功能,而非附加功能; 城市文化传承也绝非城市文化的传承问题,而是城市的文化传承问题。”[5]23笔者则意在进一步指出,在当代新型城镇文化生产中,唯有将传统文化视为活态的文化生产力要素,视作城镇社会空间构成的一部分和城镇文化演进的基因,才能真正释放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力,促使其转化为“人、产、城”融合发展的动力。

2 特色小镇建设中的文化生产及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需求2.1 当下特色小镇的社会文化生态

陈立旭指出:“特色小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镇,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区域,而是一个以某种新兴产业或历史经典产业为基础,汇聚相关企业、机构和人员,具有某种要素集聚功能的区域,是一个功能再聚焦、人才再集聚的‘重新联合或聚合'的新聚落、‘产城融合共生'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实践形式。”在这种“创业创新共同体”的文明肌体建构过程中,多样性的文化背景、差异化的思想观念与生活习惯共存于“新聚落”之中,如何营造一个包容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生态空间,成为特色小镇文化生产的重要目的; 而随着职业等次属关系代替了家庭等首属关系,传统社会链接纽带断裂,社会整合的传统基础弱化,如何打造成员共同的精神纽带、共同的文化体验、共同的家园感和归属感,已成为特色小镇建设的当务之急[6]。诚如芒福德所畅想的那样,具有良好文化生态的城市能够“为日常生活中自发的冲突,挑战和拥抱提供一个生动的舞台”[7]。对于特色小镇而言,文化生态的建构则显得尤为重要,对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例如由于缺乏文化凝聚力,难以发挥人们的主动性,难以为文化创新体系注入活力,也无法调动各种生产和消费因素及促进特色小镇的可持续发展; 长此以往,特色小镇也将逐渐丧失其文化特色,丧失其文化品牌的辐射力和感召力,进而失去其引领新型城镇化创新发展的机能。

此外,就特色小镇的文化结构而言,它不仅是一种多元化、多层面的网络架构,各种要素之间形成功能融合和优势互补的关联,而且在整体上仍然植根于当地人文土壤之中,需要各种要素与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的对接与融合。从目前一些特色小镇的运营模式来看,大多注重“概念策划、空间规划、项目计划和资金筹划”等“四划叠加”的综合性规划方案与国际流行的“多规融合”机制,但在特色小镇文明肌体的建构与文化演进方面仍处于摸索阶段,人居融合、人居合一仍旧是特色小镇文化生产的长远目标,更毋庸说小镇品牌的建构与节点辐射效能的发挥。诚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缺乏对当地人文的聚合凝炼,在特色小镇规划等方面缺乏对乡情、文创、叙事与小镇文化空间的精准治理,导致目前出现了有规划无文创、有产业无消费、有特色无灵魂的问题[8]。而笔者意在进一步指出,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地方文脉及文化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小镇现代文化肌体建构与文化演进中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特色小镇的文化生产机制

从上述特色小镇的文化生态与生产目的可见,当下特色小镇的文化生产机制重在精准构建合理的文化生态体系和空间,以此为基础条件和内部动力来促发文化资本功能的全面实现。基于此,特色小镇的文化生产机制集中体现为:塑造文化凝聚力,探索新型发展模式。由于在任何迁徙人融入迁徙地的过程中,“文化冲突是内在的、必然的,因为每个迁徙人都有一套已经认可和内化的行为规则及社会秩序,而迁入地的通行的行为规则和社会秩序或多或少会与自身固有的规则和秩序存在差异。”[9]因此,首先需要将创业创新主体的差异化文化背景与文化观念融汇整合为一种为全体成员共享和认同的文化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不是抽象、架空的理念,而是从生产和生活出发,与成员日常工作和生活实际紧密关联的价值观、人生观; 其次,在此基础上探索特色小镇新型发展模式,着重培育与小镇发展目标相适应,以及与成员的生活方式相融合的新型创业文化和生活文化,最终形成独具一格的小镇生活形态和现代文明形态。

要言之,特色小镇文化生产在遵循中国新型城镇化文化生产机制的同时,进一步体现出自身的特殊需求。相较于城镇化建设的前一阶段而言,一方面,特色小镇的发展并非仅仅依赖于外在技术、设施等物质条件或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文化形态塑造,也不仅仅依靠制度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制约与调控,而是更需要通过具体的文化产品创造、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等途径,不断塑造成员对于小镇文化的认知、体验与认同,培育成员的道德观念、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促使其既能适应小镇发展,也能积极投入到小镇建设当中; 另一方面,小镇文化特色的塑造更加依赖于社会文化肌体的整体构建,依赖于文化生态体系和空间结构的完善,需要针对小镇文脉与功能目标对各个要素进行精准聚合,其根本目的仍旧在于塑造一个充分尊重、表现和发挥“人”的价值,实现主体充盈的存在感,激发主体创新实践的积极性的文化环境,促使主体自觉将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观和小镇特色文化,充分内化为个体的生命意识。因此,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

2.3 传统文化资源在特色小镇文化生产中的价值

结合特色小镇的文化生产目的与机制,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传统文化资源是塑造小镇文化凝聚力和文化特色、实现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根基。文化凝聚力并非一个脱离现实、背离地方传统文化的理念,而是以历史文化为底蕴,以时代精神为核心,具有自身演进脉络的生命形态。特色小镇的发展需要文化创新,需要不断探索符合其发展目标和文化生态系统建构需求的文化生产新方式,也需要在文化形态上不断出新,但这种“新”不是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也不是国际化、全球化对本土文化及地方特色的替代,而是在承继地方文脉、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充分发掘和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对新型工业化、社会信息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生态演进过程的体现,对现代文化观念、新型城镇发展理念的合理融入。

其二,传统文化资源是特色小镇调和成员文化冲突,建构和谐的、充满生机的特色小镇文化形态的基因与要素。在特色小镇的文化聚合过程中,民间工艺、戏曲、节庆习俗等地方文化传统资源通过与现代文化价值观念、时代精神相融,为连结乡村文化传统与现代市民文化提供了桥梁,能够消解二者之间的隔膜,并促使二者聚合为新的文化动力,为创造新型城镇文化、特色小镇文化提供基本保障;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中蕴含的积极合理因素与生存智慧,也能够转化为弥合不同阶层成员之间文化观念冲突的调和剂,在健全社会道德体系、发挥文化示范效应、营造和谐社会生态等方面皆具有积极的功能。

其三,传统文化资源参与建构多极文化聚合体系,为文化创新提供活力。有研究者指出:“创新应该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它至少应有三个层面,即技术、制度、文化。文化则是最核心、最关键、对整个体系影响最大的、形而上的层面。形而下学的技术性创新如果没有文化与制度创新的支持,它是无法持久和难以发展的。”[10]当代城镇文化生产日益凸显多元、异质文化的聚合机制,传统文化与现代市民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的交融并存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如何促使传统文化资源在这种多元聚合的文化结构中找到发展创新的节点,有待于对传统文化功能的拓展,并不断探索其与异质文化形态之间交叉融汇的渠道和界面。

3 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

近年来,国内许多城镇皆注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打造景观精品,增强地方历史文化特色,新建相关文化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相关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服务产业等新兴产业,生产出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产品; 同时还注重保护有益的传统休闲娱乐文化活动形式,挖掘与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大力扶持传统文化艺术与民间文化艺术团体,精心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文化培训等各类公共教育活动,促进了农村居民向现代新型城镇居民的转化。但是就目前来看,传统文化资源内部蕴含的深层精神观念与智慧仍有待发掘和转化为生产力,传统文化资源对文化生态空间和主体的渗透、塑造功能及转化为社会资本的机能都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增强,因此须要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3.1 优化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塑造城镇意象空间

如上所述,新型人文城镇的“人文”是对城镇居民主体价值的充分尊重和对其生命存在的充分实现; 传统文化资源转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以人为本,把城镇建设成为文化积淀深厚、地方特色鲜明的现代人文魅力空间。刘士林等学者曾对城市文化、都市文化、地域文脉等问题作出了深刻反思,城市景观设计、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也不乏对“识别危机”“记忆危机”“认同危机”及诸多“城市病”的探讨,但从总体上看,其关注重点在于外部环境对主体的制约和影响,相对忽视主体在文化生态建构中的能动性,以及文化生态系统的功能。近年来,部分研究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景观人类学等,对园林、建筑、山水、历史遗迹等所具有的物质与精神元素,以及文化表征机制、空间塑造功能进行了探讨,拓展了该类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例如日本学者河合洋尚提出“多相”概念,认为“一个景观中既有政府、媒体或学者所生产出来的具地方特色的景观,又有当地居民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景观”[11],并强调景观图像被多个主体反射到社会现实的过程,以及居民的生活实践、生活经验、记忆等赋予物理环境的意义。

就传统文化景观而言,以往的空间塑造多注重公共文化场所呈现的可视象征符号,忽视了主体依据自身经验对景观意义的“领有”。在新型人文城镇和特色小镇文化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地方文脉,打造文化景观、公共艺术精品,增强文化形态的精神内蕴,建构城镇历史结构和空间肌理,还需要结合当代主体与特定群落的审美心理、文化需求,积极探索空间形态的意象表征机制与审美特征,充分发挥意象空间传播文化理念及建构主体生存观与审美观的效能。在传统文化意象空间的建构过程中,文化记忆、历史人文精神等唯有与当代人文精神和情怀融于一体,并不断生发新的人文内涵,才能真正发挥其凝聚文化向心力、打造文化特色品牌的功能; 而唯有不断优化整合传统文化资源,探索和完善其意象表征体系和空间形态,寻求其与当代文化空间融合的路径,才能充分释放传统文化资源的活力,实现其价值功能。因此,意象空间不仅是建构城镇整体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分,也是传统文化资源实现现代转化、促进新型人文城镇文化发展创新的重要介质。

3.2 发掘传统文化智慧,建构城镇公共文化与精神文明

从城镇精神文明建设途径来看,不仅需要大力加强先进人文理念、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加强社会知识系统的建构,提高主体的综合文化素养,还需要大力发展公共文化。公共文化主要指具有群体性、共享性等外在公共性特征的文化; 在内涵方面,公共文化是在文化的精神品质上具有整体性、公开性、公益性、一致性等内在公共性特征的文化[12]。诚如托尼·本尼特所言,文化治理的潜能是通过“审美与智性文化的社会形式、技术与规则的扩展”[13]来实现的; 而公共文化是这种“扩展”得以实施的主要介质。

新型人文城镇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通过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为文化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与必要的环境条件,促使主体在实现生态审美生存的同时,将城镇文化精神、价值观念内化为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精神境界,自觉地在生活方式、消费等行为中践行文化理念与生态文明观念。除了通过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城镇建筑、公共艺术等空间形态的塑造以外,时尚消费、旅游、体育赛事、大型仪式活动、国际会议、媒体报道、文化产品与品牌塑造等,都能够作用于主体的文化体验与观念形成,因此需在这些文化活动中进行更为自觉的传统文化“符号设计”,并使之真正与民生对接,全方位地渗透到主体的日常生活之中。

就传统文化内涵而言,传统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中的合理成分,儒道释等传统哲学、美学思想中蕴含的生态观念与生存方式,以及传统艺术、工艺技术、民俗文化等所呈现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态度,构成了传统文化“智慧”,为现代城镇公共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而这些资源要转化为新型人文城镇文化生态体系中的活性因子,则需要进一步开掘其当代文化功能,与城镇公共文化与精神文明对接。以女红这项民间工艺为例,其主体与客体之间生命情调的交融深化、造化与心源的合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和精神智慧; 而如何借助女红民俗形态与日常生活实践,实现当代主体对情感的需求、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渴望,则成为女红智慧实现当代价值功能的关键[14]。目前,许多城镇开展了女红等传统工艺进学校、进社区等活动,在建设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多局限于对其传统文化功能的复制。这些资源如何能在城镇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则有待于充分发掘其普适性价值与当代文化功能,而与公共文化和精神文明对接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

有研究者对非物质遗产资源的当代转化与文化治理功能进行了探讨,强调应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包含的“公共精神”的历史、民族面向,“把握其规律,再造并形塑出一个既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又包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精神”,才能使之转化为符合当代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5]。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观点揭示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的普遍性规律。与此同时,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还需要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资源互融互补,并随着当代城镇的结构转型和功能转化,遵循当代城镇文化“多元汇聚”“开拓创新”“多极审美”等特点,契合“宜居”“生态”“品质”“智慧”“创意”“国际化”等当代城镇发展理念,才能最终实现其建构现代社会精神文明的功能。

4 结 语

新城镇化发展与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传统文化资源开掘利用,不仅是对文化景观与外部形态的雕琢,更是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的丰盈; 不仅是对城市文脉的传承与地域文化特色的彰显,更是对时代精神与人文情怀的滋养。因此,传统文化资源合理、积极的转化,不仅是产业经济学问题,也是生态人类学问题; 不仅是促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产问题,也是维系每个成员的幸福生活及尊严能否实现的现实问题。对于研究者而言,唯有在全面的视角和多元的维度下,与时俱进地看待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与功能,不断探索其转化路径,发掘整体与局部规律,才能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实现这一研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