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和其弟周作人(1885—1967)都是跨越晚清和民国文坛的翻译家和作家。1909年,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合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被认为是兄弟合作译介的丰碑。《域外小说集》一、二集,辑录了7个国家的16篇短篇小说,但销售惨淡,分别售出20和21本,在晚清译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就读者接受而言是大为失败的。虽然如此,但这部译作问世后,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或褒或贬,研究渗透多个层面。《域外小说集》面世距今整整108周年,百年的岁月并没有让这部译作湮没无闻,1个世纪的风雨也没有浇灭学界的研究热情。可见,《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对周氏兄弟和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均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通过对周氏兄弟留日期间文学翻译活动的考察及他们的译介合作,阐述《域外小说集》译介中体现的先锋性。

周氏兄弟从小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 “走异路、逃异地”,远赴南京学堂学习洋务; 留学东瀛,并在林纾和梁启超等清末翻译家的影响下走上文坛,介绍和翻译欧洲文学。几乎相同的人生经历,让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以“周氏兄弟”而同享盛誉。从1906年到1909年,有3年多的时间,周氏兄弟同在日本留学,从事文学活动:听太炎先生讲课,筹办文艺杂志,携手文学翻译事业。兄弟情同手足,关系极其密切,按照许寿裳的说法,是“兄弟怡怡”^[1]164。周作人成为鲁迅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唯一的合作者,他们的系列文学活动为《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做了充分的准备。

1906年,鲁迅放弃医学,从仙台来到东京,计划筹办杂志《新生》,翻译外国小说。然而,当时人们更热衷于实际的革命活动,最初杂志只有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和袁文薮四个撰稿人。为《新生》的出版,周氏兄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拟好了刊名,落实了经费,印了稿纸,搜集了稿件,选择了一些外国作品,甚至第一期的插图也选定了。然而,就在筹备妥当之时,袁文薮赴英国留学,一去无音讯,原来热心支持《新生》的人也分散各地。

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是三个人……而其后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使,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2]。

1907年夏,周氏兄弟在日本发起的新文学运动的首次尝试,似乎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翻译的不少文艺作品,后来大多收录在《域外小说集》里,写好的文章也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可见,周氏兄弟在创办杂志《新生》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不曾完全失败。

1906年6月,章太炎《苏报》案出狱后东渡日本,在为晚清革命刊物《民报》撰文(后为主笔)的同时,为青年讲学,成为周氏兄弟的老师。兄弟二人爱读太炎先生的文章并对他的政治见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鲁迅是这样说的: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非因为他是学者,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3]。

1908年,有近一年的时间,每周日上午,周氏兄弟和钱玄同、钱家治、龚宝泉、朱宗莱等人,去太炎先生寓所(民报社)听课。太炎先生先后给他们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和文学知识,“听讲虽不满一年,受益甚大”^[1]276。

太炎先生的思想和学问对周氏兄弟后来的文学之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氏兄弟原有国学的功底,又有了文字学知识,他们为《河南》杂志写的文章,明显有着太炎式“文字上的复古”的倾向。周作人翻译的俄国作家斯蒂勃鄂克的《一文钱》曾在《民报》上刊载,译文经过太炎先生的修改,用了不少古字。在《域外小说集》的译介中,周氏兄弟将太炎先生古文字方面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先秦语体为主; 翻译语言采用的是最雅驯甚至被认为是“诘屈聱牙”的古文; 陈师曾所题的《域外小说集》封面书名,用了《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字。受太炎先生严谨学风的影响,周氏兄弟在译介《域外小说集》时,不仅文笔古朴有致,“词致朴讷”,更认识到“任情删易,即为不诚”,不再追随严复、林纾等人的译述方法,选择了忠于原作的直译策略。

在《域外小说集》出版之前,周氏兄弟有过多次译介合作。他们合译的第一本译作是英国作家哈葛德和安特路朗的《红星佚史》(1907年),全书由周作人翻译,并以浅白的文言翻译了无需古雅的战歌,但其中的16篇诗歌则由周作人口述,鲁迅笔述。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劲草》(1907年),全部由两人合译,全书十多万字,可惜未获出版,手稿亦遗失。1908年,周作人翻译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和匈牙利作家育环摩尔的《匈奴奇士录》,均由鲁迅修改誊清。1909年初,周氏兄弟合作翻译了匈牙利作家密克札忒的《神盖记》,被认为是两人深度合作的成果^[4]。尽管翻译之路艰辛,但兄弟二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奋笔译书,其乐融融。周氏兄弟的这种合译方式,其实也是《域外小说集》的合作方式。

筹办杂志的计划失败后,周氏兄弟只得另辟阵地介绍外国新文学,借他人之新声,发国民之蒙昧。1908年,兄弟俩一边听太炎先生讲学,一边译介短篇小说,东欧和北欧等弱小国家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成为他们的选材对象。在绍兴同乡蒋抑卮的资助下,《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分别于1909年3月和7月在日本东京印刷出版,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周氏兄弟有一宏伟的计划:先印一、二集卖掉收回成本,再继续翻译,印第三、四至X集。然而,销售却不如意,两地分别售出40册左右。未售完的书,堆放在上海寄售处,在火灾中都化作了灰烬。但《域外小说集》并未因此而湮没无闻,1921年由上海群益书社重印,《域外小说集》新的版本将1909年的两集合并,同时增补了周作人后来翻译的21篇短篇小说,包括9个国家14位作家的37篇作品,署名周作人编译,序言由鲁迅执笔,以周作人的名义撰写。

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集收录了16篇作品,鲁迅通过德语转译了3篇,周作人则根据英文翻译或转译了其余的13篇。第一集共7篇作品,有2篇署名“树人”(安德烈夫的《谩》和《默》); 第二册9篇,鲁迅翻译了迦尔洵的《四日》。兄弟的翻译贡献并不在于篇数的多寡,综观周氏兄弟在译介中的分工合作,可以清楚地表明鲁迅除译书外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携手合作的翻译成果,他们在东京一起居住过的伏见馆、中越馆和伍舍,成为兄弟合译的作坊。

有了早期的合作经历,在译介《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周氏兄弟分工明确、配合默契,鲁迅负责总体筹划:包括作品的选材、编辑、寻找和描画封面图案、印刷、出版发行和广告营销等事务; 翻译校订,对翻译作品进行审定、修改和润色,并按规定款式抄写工整,而这些大多是周作人的译稿。鲁迅还用周作人的名义写了《域外小说集》的序言和略例,出版包装也是用心良苦,据周作人回忆:《域外小说集》的字型和行款、纸张,从旧德文的文艺杂志上借用来的图案,都很经过一番经营^[5]。此外,鲁迅还要操心二人的生活起居等所有的家务。周作人的任务就是专心译书。这样的分工,周作人的翻译成果自然丰硕一些^[6]。当时东京的英文重译本很多,周作人通过自己擅长的英文翻译,速度比较快; 鲁迅则通过德文翻译,而当时德文书报稀缺,不易挑选到符合要求的文章,因而周作人承担了大部分的翻译内容。

译介方面,沿袭了前期的合作关系,鲁迅帮助翻译小说中的诗篇,如显克维支《灯台守》中引用的密茨凯维支的诗歌,先由周作人口译,再由鲁迅笔述下来。在《域外小说集》的译介中,周氏兄弟不分彼此,通力合作,出版时也是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1921年,重印的《域外小说集》改署“周作人编译”,但序言仍出自鲁迅之手。因此,周氏兄弟合作译介的《域外小说集》,鲁迅的作用是“总揽全局”,即指导或督促周作人翻译。鲁迅在选材等方面起了主导的作用,周作人则承担了主要的翻译任务^[7]。

鲁迅将翻译比喻为普罗米修斯“盗火”,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不停地看书、写作,每晚熬夜,周作人的回忆很形象:到什么时候睡觉,别人不大晓得,因为大抵都先睡了。到了明天早晨,房东来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头像是一个大马蜂,就这上面估计起来,也约略可以想见那夜是相当的深了^[8]。那时的鲁迅完全是废寝忘食的献身者形象,无情地苛责自己,不敢有松懈之心; 对周作人的翻译工作,更是充满期望,弟弟稍有倦怠偷懒现象,便会无情地训斥。周作人后来回忆道:大概我那时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地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有许季茀赶来劝开了^[9]。可见在译书过程中,鲁迅较为激进,一心追求译书的社会效果,而周作人表现更多的是中庸,尽管认同兄长的观点并配合译书,但不愿受束缚,更愿意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进行翻译或写作。正是在鲁迅不断的督促下,这对性格迥异的兄弟携手,才能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翻译集结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

兄弟俩以坚忍不拔的毅力,选材、翻译、润色、校阅,终于有了合作的成果。尽管《域外小说集》就读者接受而言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与晚清大量的翻译小说比较,《域外小说集》有它难以比拟的超前性,其突破主要表现在选材和翻译方式方面,为后来“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确立了新的规范。

《域外小说集》收录的作品有俄国7篇,波兰3篇,芬兰2篇,法国、英国、美国和波思尼亚各一篇。选材主要来自俄国,东欧、北欧及弱小民族国家,属于偏僻国度的作品,是中国近代翻译界所忽视的,同时也体现了周氏兄弟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晚清大多数译者的选材主要来源于英美作家,其次是法国、日本、俄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小说翻译占了约96%^[10]。尽管周氏兄弟翻译早期也曾随波逐流,与晚清翻译风尚相一致,但到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他们选择背离林纾的流行小说翻译路径,走了一条与晚清主流译风疏离的道路,致力于介绍异于晚清流行文本的“异域文术新宗”。当时东京的外国小说以斯拉夫及巴尔干各民族为主,周氏兄弟读到了许多东欧、北欧的小说,为了使中国读者听到别国“被压迫、被侮辱”民族的呼声,他们将目光投向国内少有人问津的东欧、北欧国家等世界弱小民族的作品,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精心挑选文本,希望引起当时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晚清读者的共鸣。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周氏兄弟的民族忧患意识。

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是另一特色。《域外小说集》没有以娱乐性取悦读者,而是关注人们的内心世界,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11]。收录的作品描述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坎坷人生和悲惨命运,揭示专制统治下人民精神的苦闷和生活的暗淡,体现了周氏兄弟作为译者的社会责任感。作品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却有着大量的象征主义和心理描写,从中看出周氏兄弟对文化价值观的特殊追求:从单纯偏重作品的政治性转移到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是周氏兄弟的“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的翻译思想的具体体现。

晚清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归化程度极高,以林纾为代表的“译述”或“意译”成为主流的翻译方法。译界风气的形成不仅和译者有关,同时也和读者有关,受整个时代的内在需求所左右。当时大多数译者外语语言能力明显不足,能直接读到的原本资源也极为有限。译者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为了降低译作难度,删译、增译、改译等成为常用的方法。周氏兄弟在晚清意译风潮影响下步入译界,在译介《域外小说集》之前,他们热衷编译、改译,甚至乱译。鲁迅的《斯巴达之魂》(1903年)翻译或创作不分; 《哀尘》(1903年)、《月界旅行》(1903年)和《地底旅行》(1903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译。周作人也是著译混杂,翻译方法均未超越晚清的常规。

译介《域外小说集》,周氏兄弟致力于展现异邦的思想,向读者输入异域文化的实质,引导读者接受新文化,借助翻译来开启民智,在翻译上“求真”,才能保证外来文化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鲁迅明确表达了其直译的观点:“迻译亦期弗失文情”^[12]168。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原汁原味地传达原作的内容或思想,周氏兄弟主张尊重原文的顺序,采取完全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手法,逐句翻译,句子长度一般在4～6字之间,尤其强调语言文字上的忠实: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乡: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徙具足耳^[12]170。因此,《域外小说集》译介中的异化策略不仅体现在语言的表层,更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保留上,通过传译陌生化的文体,引进“异域文述新宗”及域外现代小说的交错叙事模式,改变意识形态的准则和诗学观念; 用相应的目的语语言形式传译“西方近世文潮”的作品,不仅移植原作的内容,还保留了原有的形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文所蕴涵的异域文化特色,并为五四小说现代化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形式。

周氏兄弟从最初的“痴迷林译小说”,到敢于指出“时人”(林纾)的误译,表明了他们的主见和勇气,更是对晚清“意译为主的时代风尚”的宣战^[13]。在意译一统天下的晚清,周氏兄弟不屈不挠地坚持“异化”的直译策略,强调原文与译文之间字句的对应,目的是为了改革中国的文化领域,促进白话文发展,贯彻其“拿来主义”思想^[14]。周作人翻译的作品同样忠实于原作,不仅人名、地名一律采用音译,风俗习惯也一如其旧,还保留了原作的章节格式,如《邂逅》的译文保留了原作的日记体形式。为了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卷末还附录了作者小传及注释,充分体现了周氏兄弟严谨的翻译态度。

《域外小说集》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皆用音译译出,部分文化历史内涵丰富的名词翻译,小说篇章结构、小说形式样态、人物对话、翻译单位、小说虚实情节的照译等,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创举^{[15]。如此忠实的译介,在清末确属罕见。《域外小说集》标志着近代文学翻译由意译向直译转变[16]。}

周氏兄弟早期合译的多部作品,无不体现晚清主流翻译规范影响的痕迹。《域外小说集》的译介,是他们译介生涯的转折点,是周氏兄弟合作的一个丰碑,不论选材还是译介方式在当时都是标新立异的,更重要的是周氏兄弟采用的翻译策略,完全推翻了以往大刀阔斧的意译方法。《域外小说集》所体现的先锋性,离不开周氏兄弟早期文学和翻译活动的探索和实践。尽管《域外小说集》存在着不足,传播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瑕不掩瑜,一个多世纪来学界经久不衰的研究,充分说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