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外华人移民家族意识的文化模式解读 [PDF全文]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23)

运用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理论,从家族意识角度来阐释浙江籍海外华人向侨乡汇款和在国内投资行为背后的文化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并将这种文化认同情感延伸到对宗族、侨乡和祖国的认同。这种认同使海外华人即使获得国外国籍,依然保持与祖国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提出,华人群体尤其华人二代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同,需要在文化相对性的宽容基础上加强与西方文化沟通,从而促进华人移民群体的文化整合。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mily consciousness of Zhejiang overseas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attern
ZHANG C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Zhejiang,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mily conscious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whose geographic origin is Zhejiang province embodied in their behavior as sending remittance and investment into their qiaoxiang(geographic orig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th Benedict's theory of cultural pattern. It is found that overseas Chinese strongly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family, such identification being extended to the clan and their common geographic origin, and then the whole motherland. This perception of cultural pattern endows overseas Chinese with close connection to China although they have got the nationality of the host countries. Thu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hould have an open mind towa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and shoul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to the host communities and help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引言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浙江籍海外移民数量增长迅速,在海外华人群体、国际国内社会以及侨乡经济发展等方面影响愈发显著[1-2]。浙江籍海外移民主要来自温州、青田地区,他们通常会为家乡亲人汇款,捐助家乡学校、道路等建设,或投资参与国内经济发展。移民向自己祖国的汇款行为是西方学界移民研究关注的重要课题,如Helweg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发现跨国移民汇款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缓解当地贫困产生了一定作用[3]; Singh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跨国移民与其家庭和家庭成员关系的亲疏程度影响其汇款数目和频率的情况,认为汇款是家人联系的媒介,是亲人之间表示关心的方式[4]; Merkle等从文化视角进行研究,认为跨国移民对祖国文化有天然的亲近感,愿意汇款国内也说明他们可能有回到祖国的意愿[5]。海外华侨华人向国内汇款,在国内叫做“侨汇”,也是国内学界关注的课题,早期“侨批”惠及的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亲人,现在的侨汇主要惠及国家外贸收支平衡,侨汇一直以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密切了海外华侨华人与家人和祖国的联系[6]

以上对海外移民向国内汇款的研究,多集中在汇款行为本身,较少从文化心理角度探究跨国移民行为背后的文化动因。本文从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出发,提出浙江海外华人的家族意识,是他们积极向国内汇款的文化动因。所谓文化模式,即群体所共同具有的文化观念和准则,是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因素。文化模式理论强调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强调文化在群体中的代际传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续并能够表现出其不同于其他文化模式的特征[7]17-18。因此,要理解个体行为,不仅要把他的个人生活史和他的天分联系起来,还要将个体对种种情趣相投的反应与其从文化风俗中进行选择的行为联系起来[7]233-234

由于学界对家族界定多有讨论,因此有必要交代本文中家族的内涵。目前学界对家族的界定主要分四种:以家族为家庭; 家族是小家庭的扩大或组合; 家族是家庭与宗族之间的组织; 家族包括低层次家庭和高层次宗族[8]。本文所说的家族,既包括低层次的家庭也包含高层次的宗族。浙江籍海外华人的家族意识能够从小家庭延伸到家族和宗族,进而扩展到侨乡和祖国。海外华人作为丝绸之路精神的媒介与载体,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了解中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维系他们的家族意识,也是呵护他们对祖国的情感。对海外华人家族意识的研究,有利于理解海外华人行为的文化动因,为相关侨务部门如何密切海外华人与家乡和祖国的联系提供启示。

1 家族之间的“通财之义”

在温州青田籍的海外华人中,经常是亲帮亲、友带友,亲戚朋友之间有“通财之义”。如《高岙风采》中记载了高仁来移民海外创业的故事:1980年来自北白象镇高西村的高仁来夫妇在表兄夏崇金的鼓励下举家移居法国。到了法国后,表兄和表姐帮助高仁来度过了初到异国他乡的困难时期。因为表兄和表姐在当地信用很好,许多人愿意与高仁来做生意。正是因为这些亲人的帮助,高仁来幸运地跨过了打工这道坎,直接做了老板[9]。与高仁来一样,很多温州移民从温州到海外,从打工到创业,几乎都是在家族成员构成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网络中发展。李明欢认为这些依靠“家庭团聚”申请亲人出国或为亲戚提供有关接纳国移民政策信息,提供经济担保等方式帮助亲戚移民的现象,属于“连锁效应”[10]。在温州、青田,亲友之间这样互相帮衬的华人移民不在少数,如温州一家皮具公司的老板HWG移民到墨西哥后,发现墨西哥的皮带生意非常好做,遂在家乡北白象镇投资,成立公司,由亲戚来打理,体现出家族成员之间的“通财之义”[11]。国内做生产,国外有市场,家族成员都能获得实惠。来自青田的CGP就提到,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20世纪80年代到西班牙,一家人共同努力开了一家中餐馆。后来慢慢做大,有足够的资金以后,兄弟姐妹带着家人先后独立开店。这都是依靠全家之力,慢慢积累财富进而创业的。

这种亲戚之间、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特征,他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写道:“亲戚朋友,彼此间有无相通,是曰通财之义。通财,在原则上是要偿还底:盖其分际又自不同。遇到某一种机会,施财亦是一种义务; 则大概是伦理上关系最宽泛底了。要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12]”梁漱溟认为,这种“通财之义”也似共产,依据伦理关系的亲疏厚薄为准,关系越亲密,共产程度越大; 同时,也要看财产的多少,财产越多,共产的人就越多。“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 有三家阔亲戚,不算穷”。

2 建房、修坟和丧葬行为中的家族意识

在侨乡几乎随处可见造好的新式楼房,然而房子空在那里鲜有人住,也随处可见正在建造的房屋,吸引了来自广西、贵州等地的外来民工来这里就业。笔者曾于2011年、2012年、2017年先后多次在青田山口和方山两个乡做实地调查。在青田方山,几乎随处可见新造好的欧式洋房。方山乡周岙村全部房子的图纸设计都来自德国,甚至常有建筑学院的学生到那里去现场观摩。西方的城市文化进入中国的沿海乡村,建筑风格往往在模仿欧式建筑,比如窗户会模仿西方的拱式窗,楼梯扶手是罗马柱。

青田CML的父亲在他2岁的时候去了德国,后来由于文革无法回国,于是父亲在当地娶妻生子。20世纪80年代,CML与父亲重新取得联系,表达了想要去德国的愿望,父亲认为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要他留在家乡工作。后来他听说父亲生活不好过,于是把父亲接回国内。父亲八十来岁时不幸中风偏瘫,六十几岁的CML便搬到父亲房间日夜陪护。他说父亲在自己2岁的时候出国,此时虽然父亲中风,却给了他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机会,言语之中并无半点照顾久卧病床人的乏累。父亲去世后,CML在父亲墓旁预留了自己和老伴的位置。有形建筑外表掩盖下还是移民不变的对“家”的归属心理。无论是为生者造的房子,还是为生者和逝者修的坟墓都是一种象征或文化符号,让华人移民后代记得这里是“根”。祖籍青田的西班牙华侨CGP则说,在家乡有了房子,即使国外的儿子孙子不回来住,但是提到老家,想到还有房子在,心里的感情自然不一样。

马克斯·韦伯曾经预见到:在工业化的浪潮中,人们会日益疏远他们的劳动和伙伴,他们的自身同一性会失去传统的坚实源泉,人们将成为他们所不理解的社会里与千百万其他等同的成员没有区别无足轻重的一分子[13]。在海外的浙江移民虽然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固定聚居的区域,如温州移民在法国巴黎三区的庙街和博布尔街之间的几条小街、意大利的普拉托形成聚居区[14]; 然而,在西方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下,海外的温州移民群体如同社会中飘荡的浮萍,可能“既没有强烈的恨,也没有强烈的爱; 他们对自己正从事的活动的意义不感兴趣,也难以探究其意义[15]”。换言之,对于这些新移民,他们在海外很难找到“家”的感觉。

李明欢认为,海外华人在家乡购买或建造空置的房屋、修坟和葬礼是“炫耀性消费”[16]。夏翠君认为,民居景观与侨乡的地方建构代表着地方群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方式[17]。虽然温州移民用于修坟以及丧葬的费用有些奢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温州移民重视修坟墓和丧葬,是追求归属感、历史感、道德感的行为模式,是其民风淳朴的一种体现。这种民风实际历史悠久。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修坟和丧葬是应有之礼,《论语·学而》记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8]意为“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温州府志》“风俗”篇中记载,温州到宋朝的时候有“小邹鲁”之称,“比宋遂称为小邹鲁,言性理之学者宗焉”[19],可见温州曾受儒家理学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可以理解为何温州地区人们重视修坟和丧葬。

3 侨乡宗族重建

宗族是由共同祖先界定出来的父系群体,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宗族基本上被当作落后、消极的东西[20]。宗族似乎正处于逐渐消亡的过程之中,如族产被充公,祠堂挪作他用或被拆除,族谱被焚毁[21]。但是,近年来特别是在乡村不断涌现(或再生、重建)的宗族组织,引发学者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如钱杭认为,汉人的宗族之所以能够在波涛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中生存下来,并且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还会取得相当大的发展,就因为它关注的主题,正是这个时代所失落的关于人类的本体意义之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17]

在浙江侨乡宗族重建活动随处可见,海外华人宗族后裔也参与其中。笔者于2012年4月在青田赶上朱氏宗族理事会在祠堂续修家谱。一位朱家媳妇从祠堂张贴的布告中得知续修家谱,于是打电话告诉美国的亲戚,让他把自己家里成员的名字、年龄、性别等信息写好邮寄给她。像这样的海外朱氏后人要续谱的还有很多,而且,族谱中还会显示成员的国籍,如比利时、美国、意大利等。这些远在异国的宗族成员,积极为宗族重建捐款捐物,据说目前该宗族的银行账户就有几十万元之多。ZZJ说,无论他们是否获得所在国国籍,他们终究是朱家的子孙,朱氏祠堂永远是他们的“根”所在。

在青田侨乡,许多宗族祠堂中的正厅中高高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叙伦”两个大字。《说文解字》说叙:次第也。《释名》解释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说文解字》说伦:辈也。费孝通认为,伦重在分别,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是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如《礼记·祭统》中提到父子、亲疏、夫妇、长幼、上下等都是人伦,都是指有差等的人伦次序[22]。朱氏宗族每年的清明节、大年初一等节日都会召集成员到祠堂里面聚餐,一位成员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互相寒暄,知道了对方在族里面的辈分,明确了亲疏远近关系; 交谈之中,成员间增进了了解,沟通了感情。或许,这是“叙伦”二字的真正内涵。

理解海外华人移民的家族意识,有利于理解华人移民的文化认同问题,促进华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 同时,也有利于国内制定华侨华人相关政策,密切其与宗族、侨乡和祖国之间的联系。如Watson指出,对华人侨乡宗族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华人文化认同问题[23]。Thuno与Pieke认为,对中国侨乡的研究有助于移入国了解华人的生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消除对华人的误解和偏见[24]。Pieke认为,了解华人群体有助于移入国以更合理的方式治理华人群体,促进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华人跨国宗族实践是很好的视角[25]

当代中国宗族在农村中正经历大规模的重建进程,在这些身处西方文化熏染的浙江移民身上,可以感觉得到宗族之根牢牢扎在他们的心中。宗族对华人移民而言,是为满足其自身历史感、归属感需求的体现,其作用于温州、青田移民身上形成的独特的行为模式,体现着温州曾作为“小邹鲁”的儒家文化的影响(青田历史上曾属温州:笔者注)。正如钱杭所说,宗族体现了人们对于“本体性”,即归属感、责任感和道德感的文化和心理的需求,“古代的汉人如此,现代的汉人如此; 大陆的汉人如此,海外的汉人也如此”[17]

4 侨乡建设:延伸的家族意识

在侨乡,海外华人积极参与传统宗族复兴,地方宗族复兴与爱国主义表述联系密切,爱宗族的同时是爱国、爱乡。麻国庆认为,全球化进程刺激了海外华人出现的带有怀旧情怀的“寻根”热潮。海外华人、台湾同胞纷纷参与宗族复兴,有利于国家的统战路线; 有利于振兴当地民间传统,促进当地旅游业、历史文化民族资源的利用,间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26]。柯群英认为,海外华人参与宗族复兴是对宗族建构的认同,也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是对地方认同、族群认同以及国家的认同[27]

在浙江移民的行事模式当中,家族意识还延伸到为家乡社区项目和慈善事业筹款、修建庙宇等方面。笔者在青田做实地调查时发现,几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各种石碑,上面刻着海外移民的名字,大多是为家乡铺路、造桥,重建基督教堂、庙宇、村政府、学校等慷慨解囊,留下的纪念碑刻。海外移民为家乡做的事情,几乎囊括了家乡公共事业的方方面面。2011年12月在油竹下村,笔者有幸采访到了西班牙华侨WSQ,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国到西班牙,经过不断努力,在西班牙已经拥有五家中餐店和一家位于地中海黄金海岸边的饰品店。他的儿女还在西班牙各地经营超市。1987年他回国时看到家乡的道路还是石头铺砌的路面,乡亲们出行非常不方便,于是主动拿出10万元人民币给村里修了一条水泥路。十多年以后,他又发现当年的水泥路已经不适应人们生活的需要,于是1999年再次出资重修道路。至今在路边,还矗立着村委会为纪念他这一善举所立的石碑。

像WSQ这样为村里捐资修路助学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当年出国谋生,白手起家,当取得所在国国籍后依然不忘家乡,并用实际行动表达这种情感。在青田,无论是在县侨联工作的人员,还是出租车司机,几乎都这样说:“青田县一共有四十多万人,其中有二十多万人在国外。”这听起来非常有意思。因为在这二十多万海外移民中,有许多已经获得所在国的国籍,可以说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中国国籍,不算是中国人,也就不是青田人了。然而,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人仍然是青田人。这说明将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人依旧称为“中国人”或“青田人”,超越了现代意义上“国家”的概念,更多是带有文化上的归属意义。青田家乡的人们这样认为,海外的青田移民更是如此。如方山乡龙现村WAL回忆,那时候他们一家人来到西班牙,餐馆刚开没有多久,路费欠的钱还没有还完,村里的人电话打过来要他们捐款,本来是要还债的钱,他们就先暂时不还,而是拿出来捐款。WAL说,村里如果有生活贫困的人,生病需要钱的人,他们都会捐钱; 如果有人家房子破了,比如烧掉了,他们也要捐钱。

孔飞力[28]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无论是为逃避迫害的被动型迁移,或是出于经济目的的自愿迁移,无论是长久性的移居他乡,或是季节性的往返流动,迁移者背负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兴期待,他们的“家”始终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中国人所指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距十里、百里乃至千万里的不同地方,但通过经济上的互惠仍互视为“一家人”。因此,中国人的迁移,不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联系的地域扩展。

5 结 语

本文从“文化模式”理论视角提出,浙江海外华人的家族意识是其向中国国内汇款行为背后的文化动因,外在表现为浙江籍海外华人在亲戚之间互相帮助,在侨乡修房、造坟,参与宗族重建,投资参与侨乡祖国建设。这表明浙江移民对于“根”和“家”的重视,使得这一群体即使身在海外,获得所在国家的国籍,甚至已经移民数代,依然保有对家乡、对中国的情感。本文研究的浙江籍海外移民大都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出国的“新”移民,这批移民从原来的“落叶归根”到“落叶生根”,意味着海外华人移民的家族意识也在发生改变。如今,这些移民大都是五十岁左右,他们的后代大都出生于国外,不像父辈那样在中国生活了二三十年才出国。华人二代甚至三代对家族的认同、侨乡的情感必然会发生变化。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整合”概念有助于我们看待这种变化:文化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具有可塑性[7]234。这些华人后代,既从父辈那里承接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模式,又选择吸收所在国家的文化模式,对旧有文化模式进行创新,从而实现文化的整合。应该看到,海外华人虽然获得所在国家国籍,但在情感上经济上愿意保持与家乡、中国的联系,对那些曾经赋予他们生活以意义的东西,对“根”的追求,对宗族的认同,对侨乡的情感,对祖国的认同,不会消失。理解海外华人移民的家族意识,有利于理解华人移民的文化认同问题,也为当下侨务工作中如何密切海外华人与国内的家、侨乡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提供启示。因此,如何使海外华人保有这种传统文化模式,并能传承给后代,这或许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