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罗伯特·泽米基斯(Robert Zemeckis)执导,根据温斯顿·格卢姆(Winston Groom)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阿甘正传》于1994年在美国上映后就大获成功。同年,它在美国豪取3亿美元票房,并以6.77亿美元的成绩成为该年度的票房冠军。在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奖项的评选中,《阿甘正传》取得了13项提名,并豪夺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等重量级大奖^[1]。《阿甘正传》可谓美国电影史上一个不朽的奇迹,无论是从学院派还是到电影市场,它都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认可。《阿甘正传》不仅仅是一部励志片,更是对美国二战后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回顾和总结^[2]。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电影《阿甘正传》宣扬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肯定了一些传统的道德及价值回归。因此,该影片在美国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不可否认,《阿甘正传》同样也给广大的中国观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和冲击。然而,作为与西方文化完全异质的文化群体,中国观众的这种心灵共鸣和冲击从何而来?《阿甘正传》中倡导的一些价值元素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理念相契合?笔者认为,该影片通过对阿甘、丹中尉、珍妮、阿甘母亲等几个重要人物形象的生活经历与命运轨迹的刻画,宣扬了以保守主义道德观为核心的价值回归,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折射出导演对“人何以有不同的命运”“人如何对待命运”等哲学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显然,这些问题在中国儒家学说的命运观中是能找到相关答案的。可见,在面对“命运”这一严肃命题时,中美两种原本异质的文化存在着某种文化共通^[3],共享着某些特殊的基线和色调,分享着一些相同的理解和思考。当然,也正是《阿甘正传》对命运的这种思考与儒家命运观中一些元素的契合,使得这部电影把笃信不同文化的观众聚集在一起,并产生了强烈的心灵共鸣。

儒家认为,命运是一种人无法控制和把握的外在力量。如《论语》中就有“道之将行也,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可见,在孔子的观点中,命运决定了人的生死、富贵及事业的成功。而孟子则把命运解读为一种人力所无可奈何的必然性。如《孟子·万章上》就认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里,“为”和“致”都意指人的主观努力,而“莫之为”和“莫之致”则指人主观努力之外的某种外在不可抗之力^[4]。因此,在儒家的诠释中,命运是一种客观的、人力无法抗拒的外在力量。在承认命运存在的同时,孔子并不希望人们过多地被命运左右,因此他又倡导“为仁由己”,并提出“我欲仁,斯仁至矣”,即“行仁”和“成仁”都是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基于这一主张,孟子对命运进行了区分,形成了“命”与“非命”的思想。如《孟子·尽心下》中就认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畏命也。”意思是对于一些诸如美味、声色之类的物质享受,都是由命运来决定的,人不应该去强求,此为“命”; 对一些关乎仁义礼智之类的美德则不能归于命运,人们应该积极主动、努力追求,此为“非命”。之后的一批儒家学者沿袭孔孟的主张对命运作了进一步的解读。如韩愈就认为“贤不肖,存乎己; 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 名声之善恶,存乎人”^[5]。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承认命运的存在及不可抗性,另一方面他更看重个体的作为和主观努力。明代儒家学者吕坤更是表明:“吉凶祸福是天主张,毁誉予夺是人主张,立身行己是我主张,此三者必不相夺也。”^[6]

综上儒学大家的观点可以发现,儒家看待命运的观点非常明确。一方面,儒家主张在人的生命过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轨迹和经历,并承认命运的不可抗性,有“死生有命”之说,即人的生死、富贵、祸福、寿夭等都取决于命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此属“命”的范畴; 另一方面,儒家又主张“为仁由己”,即人的修为、道德完全是自己努力、作为的结果,并不受命运所控制,此属“非命”的范畴。在“命”与“非命”精神的指引下,儒家提出了应对命运的主张,即“知命乐天”。如《孟子·尽心上》就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就告诉人们应明了自己一生中应该且必须完成之事,而不应去介意人生中一些不期而至的结局,这样才能促使自己在世间孜孜不倦地去努力追求。

“死生有命”是儒家命运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属于“命”的范畴,其核心内容即是认为人的富贵祸福等都是无法改变的,与人后天的品行和修养无关。《阿甘正传》中有许多内容的架构契合了这一观点。电影中的主人公阿甘,先天愚钝,智力低下,最大的天赋和技能也许就是“run(跑)”。但正是通过这一简单的行为,他却获得了一系列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例如:通过“跑”,他成了橄榄球明星,顺利进入了大学; 通过“跑”,他从战场上救下了他的战友,成了战争英雄; 通过“跑”,他成了众人的精神领袖,并给予一些企业生存壮大的灵感。其间,阿甘还来中国参加过乒乓球比赛,促成了中美建交; 更重要的是,他还收获了一份真挚的爱情,并养育了一个可爱的儿子。阿甘的这些生活轨迹尤其是他的成就是普通人难以想象和企及的,而他的这些成就似乎也超出了常人“努力”或“专注”的解释范围。我们发现,无论是阿甘先前遭遇的“祸”(智力低下,父母离异等),还是他后来收获的“福”(母亲精心的教导,一系列的成就等),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这一切都已被一种神秘无形的力量提前安排和塑造,无法控制亦无法改变,唯有“命”可以解释了。

电影中另一个主人公珍妮和阿甘一样都来自单亲家庭,但她的生活轨迹却与阿甘的大相径庭。幼年时期,她不但无法像阿甘一样感受来自家庭的温暖,相反却受到了她父亲的猥亵和虐待。年轻的时候虽然追逐精神自由,但她踏上的却是一条流浪、吸毒、滥交、绝望的不归路。在阿甘的感召下,她改过自新、对自己一切的“罪恶”进行救赎^[7]。然而,珍妮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无法改变她“destined(命中注定的)”悲惨结局。在故事的结尾,她虽然回归家庭,皈依于宁静,但最后还是死于叛逆带给她的不治之症。正如她临死前所说的,那种无法和阿甘共同养育儿子并终老的遗憾似乎是她的“命”。

影片中令人唏嘘不已的角色还有丹中尉。他生于军人世家,他的祖辈多战死于沙场。丹中尉为此感到荣耀和自豪,并认为自己的“destiny(命运)”应如自己的祖辈一样马革裹尸、成为英雄。虽然他作战英勇、意志坚定,但我们却发现,他的命运之舟却并未按他所定的方向(为国捐躯,成为英雄)前行。在战场上,丹中尉失去了双腿,并被阿甘所救,继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失去了方向,而后者——军事素养缺乏、智力低下的阿甘却成了国家英雄。

不难发现,似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掌控着阿甘、珍妮和丹中尉的命运,他们的祸福旦夕、命运轨迹并不会因自身的理想、奋斗而改变。积极进取、努力追逐并不一定就带来“福”,如影片中的珍妮,丹中尉; 肢体残障,智力低下也并非一定就是“祸”,如阿甘。这一点是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命运观相互印证的,即“死生有命”,也就是说,命运有其命定,充满着不可测不可控因素,很多时候,人无法驱使命运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8]。

在儒家学说的命运观中,“命运”有“命”和“非命”之分。“命”不受自身所掌控,但“非命”即人的道德、修为、意志态度等却是自己努力与选择的结果。“为仁由己”即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即“行仁成仁”都是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4]。电影中的阿甘虽智力低下、身体残疾,但他并未堕入这种不可控的“祸”而心灰意冷或自暴自弃,而是依靠自身内心的平静以及行事的专注,最终成为生活的强者和成功者。影片中,阿甘专注于跑步而成为橄榄球明星; 专注于打乒乓球而成为外交大使; 专注于捕虾而成为百万富翁; 专注于珍妮而获得纯粹的爱情^[9]。我们看到,阿甘并未因自己身体上的缺陷而变得消极沉沦,而是积极主动地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从不强求、不抱怨、不急功近利,仅仅因为“我就是想跑”而跑。正是这种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为仁由己”的人生修为,阿甘最终掌控了自己的命运,成了体育明星、国家英雄、百万富翁,并收获了爱情。

影片的另一个主角珍妮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垮掉一代的典型代表。她性格叛逆,渴望自由,甚至辍学去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她离经叛道,自我放逐,与一群嬉皮士到处流浪、吸毒、自甘堕落,以至最后甚至想通过自杀来结束自己荒唐且迷惘的生活。珍妮的命运轨迹好像已被固化了,留给她的似乎必定是一个流落街头、茕茕孑立的结局。但幸运的是,在历经流浪、吸毒、绝望等生活磨难后,珍妮选择回到阿甘身边,接受阿甘的爱情,与阿甘结婚并共同养育他们的儿子,从此过上了一段宁静且真实的生活。珍妮的这段幸福虽然短暂,但她回归家庭、选择爱情无不是她积极努力战胜自己的结果。她免于孤独无靠、堕入道德深渊的结局无不与“为仁由己”这一儒家命运观共存着深刻的文化相通性。

影片中生于军人世家的丹中尉,最大的愿望就是战死沙场,沿袭家族为国捐躯的荣光。但在越南战争中,丹中尉非但没有成为英雄,相反还失去了双腿。由于现实和梦想的巨大落差,丹中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过着嗜酒如命、荒淫无度的生活。他丧失目标,缺乏信仰,身体的创伤和精神的失落让他走向绝望和崩溃的边缘^[9]。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丹中尉最终从先前的消极和颓废中走了出来,并在阿甘的帮助下,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并成了捕虾界的百万富翁。丹中尉免于滑向自暴自弃、一事无成的深渊,并最终能够自强自立、恢复内心的安宁,这一切无不是他积极努力、勇于战胜自我的结果。显然,丹中尉的“信念”和“自由选择”^[10]帮助他掌控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犹如儒家命运观中所说的“行仁成仁”。

儒家的“知命”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指自然天命不可违背; 二是指道德使命必须遵守。这就要求人们在面对吉凶祸福时应坦然面对,不去做过多的思虑和计较。而“乐天”则要求人们对努力过后的回报不作过分关注,更应注重的是追求过程中的付出和努力。影片中,我们看到无论是阿甘的母亲还是珍妮在临终前都宽慰阿甘不要悲伤并告诉他:“It's my destiny(死亡是我的命)。”这一情节一方面体现着她们无惧死亡,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另一方面更是彰显了一种尽人事知天命的大度^[2]。她们深知“死亡”之命是不可违的,唯有坦然顺应之。通过该影片不难发现,她们虽恐惧死亡,却能理性对待死亡^[11]; 她们虽哀死,却不畏死^[12]。显然,这一情节的安排是与儒家“知命”观相契合的。

电影中丹中尉的思想转变其实也是一个“知命乐天”的过程。因对自己过高的期许以及对自身价值和境遇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越南战场归来后,失去双腿的丹中尉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近乎绝望崩溃。正是丹中尉的这种“不知命”、不能坦然面对人生的生活态度使得他丧失目标、迷茫沉沦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幸运的是,在阿甘的感召下,丹中尉逐渐认清了自己的价值,对自己的“命运”和人生有了全新的理解,同时也坦然接受了失去双腿这一残酷现实。正是其后的这种“知天命”帮助丹中尉恢复了自信并重新振作起来,使他能与阿甘一起,共同追逐生命的价值。

在主角阿甘的身上我们也许更能体会“知命乐天”的命运阐释。阿甘一生都钟爱着珍妮,无论珍妮如何离经叛道、堕落不堪,他都能不改初衷地接受她成为自己的妻子; 为履行对朋友巴布的诺言,他不惜花光自己的积蓄购买捕虾船,并在无数次劳而无获的失败后终获成功,成为捕虾界的大亨并资助了巴布的家人。显然,对珍妮的爱以及对巴布的承诺于阿甘都是一种道德使命,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努力践行之,没有半点计较和退缩。当然,阿甘也是一个“乐天”的人,他做的很多事都纯粹发自自己的内心而非急功近利的浮躁。

影片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情节值得我们深思:当阿甘在美国东西海岸间不停奔跑并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和精神导师时,有媒体问他因何而跑,“为了世界和平?为了流浪者?为了保护动物?”而阿甘却回答:“我就是想跑。”也许常人看来,阿甘的“跑”有诸多目的,而阿甘却是为“跑”而“跑”。他真正关注的是“跑”这一过程,以及在“跑”中付出的真实情感,而非“跑”给予他的任何名与利。显然,正是这种“知命乐天”的情怀造就了阿甘的成功和伟大。当然,也正是这一儒家命运观在电影中的折射引发了众多中国观众对该影片的深切共鸣。

文化属于人类的创造,具有高度的民族特性^[13]。然而,人类生活的共同经历,经常造就人类文化在其内容、结构和形式等层面出现普同^[14]。因此,不论何种异质文化或文明,在对人类自身的一些有关前途、命运、未来、死亡等因素思考时都会存在着相通之处^[15]。

作为一部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在给我们带来欢愉的同时亦给我们带来深深的思考。该影片并无美轮美奂的画面剪切,亦无扣人心弦的情节铺垫,有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讲述和回忆着和自己有关的一些普通事,然而正是这种普通给予了我们莫名的感动和沉重。《阿甘正传》主要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美国历史和文化,然而从中我们却能捕捉到一些儒家命运观中倡导的一些积极元素。当然,也正是这些对命运的积极思考和文化共通把东西方观众聚集在了一起,让我们对世间的万象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因此,这部影片也启迪着我们要时刻反省自己,在追逐自身价值的时候不要过多地计较得与失,更重要的是要坦然面对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