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投入的地区绩效测度及其比较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法 [PDF全文]
(浙江科技学院 a.理学院; b.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23)

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由2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及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指标体系; 在《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选取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北京、天津等31省市的相关指标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测算并比较了中国31省市历年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水平,分析公共文化投入绩效的演变特征; 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Study on regional measurement and comparison of input performances of public culture-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d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ZHANG Dipinga, GU Jianyab, LAI Yuefua
(a. School of Sciences; b.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Zhejiang, China)

Based on the study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index system of input performance of public culture, composed of 2 first-grade indices, 5 second-grade indices, and 20 third-grade indices. Taking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cluding Beijing and Tianjin as the sample, the paper selected the relevant index data from The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and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measured and compared input performances of public culture in th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with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methods, and analyzed their evolution feature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paper.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公共文化越来越成为丰富人们精神文化、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1]。“十一五”以来,国家通过人力、物力、财力等方式不断加大对公共文化的投入,王亚南[2]指出,2000—2014年,全国公共文化投入总量由300.29亿元增长至2 691.48亿元,明显高于总产值年均增长2.81百分点; 2020年全国文化投入增长目标可达到8 732.93亿元[3]。当前公共文化投入的实效如何,越来越多的资金是否为充分必要条件,打造升级版文化服务需解决哪些重要问题,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文化服务及投入绩效的定性评价[4-7],定量研究偏少,且量化方法单一,这无疑不利于提升文化决策的科学性,可导致资源浪费、配置不均、成本增加、机制失灵等,进而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进程。为此,迫切需要建立系统化的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水平测度方法并进行定量研究,为公共文化投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持。

1 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水平进行测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公共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构建公共文化投入绩效的测评指标体系就必须考虑其社会性、共享性、公平性、服务性等特点。国外建立公共文化指标体系主要涵盖效益、公平、责任等方面[8-9]。国内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少有聚焦投入绩效的定量评价,对公共文化投入绩效的适用性和针对性研究尚需拓展,如:金加厚[10]从组织属性、运营能力、管理效益、社会效益等四个维度构建了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估框架; 胡税根等[11]以测度“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绩效”为例,构建了评估理论模型并设计赋权重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张广钦等[12]在服务网点设置率、内部业务建设等4个方面构建了有17个指标组成的公共文化机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借鉴以上相关文献和历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主要考虑到量化分析中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13],根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须遵循的系统性、科学性、综合性、可比性、可操作、可量化等原则,笔者建立了由公共文化投入要素、公共文化产出要素组成的2个一级指标,由资金成本投入、文化机构设施投入、人力资源投入、文化设施产出、文化活动产出等组成的6个二级指标以及相应的20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公共文化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表1 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指标体系<br/>Table 1 Index system of input performance of public culture

表1 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input performance of public culture

2 公共文化投入绩效的测度

在构建了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指标体系后,笔者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分别对公共文化投入与产出绩效进行测度,并比较其差异。

2.1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线性代数中的正交变换将一组相关变量生成新的不相关的变量,然后对新的变量进行降维处理[14],得到样本的主成分,再根据确定的主成分构造测度函数进行有效测度。主成分分析法的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样本的主成分。1)确定测度对象的指标向量(x1,x2,…,xn),得到样本阵X,并对X做标准化变换得标准化矩阵Y; 2)计算标准化矩阵Y的样本相关系数阵:R=(YTY)/(n-1),并计算R的特征值λj(j=1,2,…,n); 3)计算累计贡献率:M=(∑mj=1λj)/(∑nj=1λj),1≤m≤n,如果M≥0.85,即可得到前m个主成分Fj(j=1,2,…,m)。

第二步:构造测度函数。利用前m个主成分构造测度函数

FY=∑mj=1j/∑mj=1λj)Fj=b1x1+b2x2+…+bnxn

最后根据测度函数和样本数据计算测度值。

表2 2015年公共文化投入测度运算结果<br/>Table 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public cultural input measurement in 2015

表2 2015年公共文化投入测度运算结果
Table 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public cultural input measurement in 2015

2.2 实证分析

笔者选取了“十一五”(2006—2010年)和“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的北京、天津等31省市的指标数据,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数据分别进行投入与产出测度,然后根据测度值进行比较分析。以2015年公共文化投入为例,根据主成分分析步骤结合SAS软件计算,得到2015年公共文化投入测度结果,具体见表2。由表2可知,累计贡献率0.856 2>0.85,因此只需取前4个主成分,结果见表3

表3 2015年公共文化投入测度的主成分<br/>Table 3 Principal component of input measurement of public culture in 2015

表3 2015年公共文化投入测度的主成分
Table 3 Principal component of input measurement of public culture in 2015

表2表3的结果得到测度函数为:

FY=0.008 7Zx1+0.155 9Zx2+0.224 2Zx3+0.269 5Zx4+0.126 2Zx5+0.111 5Zx6+0.178 5Zx7+0.215 7Zx8+0.213 3Zx9+0.179 4Zx10+0.176 3Zx11+0.223 2Zx12

根据上述测度函数计算2015年公共文化投入测度值,具体见表4。31省市2006—2015年公共文化投入与产出测度值见表4表5

表4 “十二五”时期中国31省市公共文化投入与产出测度值<br/>Table 4 Input and output measurements of public culture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during the Twelf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表4 “十二五”时期中国31省市公共文化投入与产出测度值
Table 4 Input and output measurements of public culture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during the Twelf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表4可知,“十二五”期间,广东、浙江等省投入力度排序一直处于较高位置,其中,广东有4年投入力度排序最高,浙江也有4年投入力度排序处在第2位。从产出测度结果发现,上海、北京、四川等省市产出效果排序处在较高位置,上海连续3年产出效果排名最高,北京连续2年产出效果排名处在第2位。

表5 “十一五”时期中国31省市公共文化投入与产出测度值<br/>Table 5 Input and output measurements of public culture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表5 “十一五”时期中国31省市公共文化投入与产出测度值
Table 5 Input and output measurements of public culture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during the Eleven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表5可知,“十一五”期间,广东连续5年投入力度位居榜首,山东、浙江等省投入力度也处在较高的位置,北京连续5年产出效果排名最高,江苏连续4年产出效果排名第2。“十一五”与“十二五”两个时期,宁夏、新疆、海南、西藏等投入力度不仅较其他地方低,而且产出效果也排名落后。从表4表5不难发现,2006—2015年各省市的公共文化投入逐年加大,其中,2011年、2015年投入力度较大,地区差异也较为明显,其他年份投入力度保持较为平稳的趋势。江浙、上海、广东等每年投入都到达2个明显的高峰,这也表明这些地方每年公共文化投入比重较高。从表4表5的产出效果趋势看,2006—2015年公共文化产出效果起伏较大,江浙、上海等产出效果仍保持投入时的高峰水平,湖北、四川等每年产出也达到中峰水平,北京投入力度虽不及广东、上海等地,但产出效果连续5年排名最高,领先于其他省市。比较表4表5中的测度值,我们发现,海南、青海、新疆等省市投入力度与产出效果并不理想。

为了进一步比较各省市的差异,笔者运用SPSS18.0软件,结合表4表5的测度结果,利用谱系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中的重心聚类进行聚类,结果见图1

图1 中国31省市公共文化投入与产出谱系聚类图<br/>Fig.1 Input and output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diagram of public culture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图1 中国31省市公共文化投入与产出谱系聚类图
Fig.1 Input and output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diagram of public culture in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在合并类距离不超过10的条件下,从图1(a)不难看出,31省市公共文化投入力度可分为3类,海南、西藏等24个省市公共文化投入力度较低的归为一类,山东、上海等5个省市公共文化投入力度中等的归为一类,浙江等公共文化投入较高的归为一类。从图1(b)得到,31省市公共文化产出效果可分为3类,西藏、青海、湖南等21个省市公共文化产出效果较低的归为一类,陕西、河南等4个省市公共文化产出效果中等的归为一类,广东、四川、北京等6个省市公共文化产出效果较高的归为一类。总体而言,投入与产出都较高的地区大致集中在江浙、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一带。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构建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测算并比较了中国31省市历年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水平,分析公共文化投入绩效的演变特征。根据相应的定量研究结果,笔者得出以下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

3.1 主要结论

一是公共文化投入力度地区差异明显。从表4表5不难发现,广东连续5年投入力度较大,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投入力度处于中等水平,新疆、青海、海南等地投入力度偏小。

二是公共文化高投入不一定得到高产出,高投入高产出的地区很少。比如,上海、北京投入力度一般,但两地产出效果连续几年排名第一,广东虽然投入处于较高的水平,但产出效果一般。

三是公共文化每年投入变化整体较为稳定,产出变化波动较大,这根据表4表5中投入与产出测度值情况便可知。

四是当公共文化投入达到稳定状态时,产出绩效变化并不明显。从表4还可以发现,2015年各地区公共文化投入力度为最高,而产出绩效值低于2012年各地区的绩效值。

3.2 对策建议

一要重视地区差异,避免盲目投入。从结论一和31省市公共文化投入与产出测度结果来看,广东连续5年投入力度较大,但产出效果欠佳,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投入力度处于中等水平,但产出效果十分显著,这从图1的文化产出的谱系聚类图也能发现。谭秀阁等[15]的研究发现,北京、上海对公共文化的投入已经达到相对稳定的水平,继续投入与加大投入其产出的效果并无差异,而发达地区投入过多其产出效果并不明显,这与本文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从表4表5不难发现,宁夏、新疆等地区投入力度严重不足,这也就直接导致产出效果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对于广东等发达地区的过多投入可以转向新疆等不发达地区,而像上海、北京等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维持原状。

二要把握“小杠杆”优势,弥补“大杠杆”劣势。根据结论二和表4表5的测度结果可知,上海、北京等地产出效果一直保持平稳状态,较小的投入能够带来较高的产出,这类地区过高的投入反而产出效果并不理想; 广东、浙江地区未能发挥其地区文化产业优势,过高的投入反而使得产出效果不明显,因此,这些地区需要适当调整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以弥补“大杠杆”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要制定地区公共文化投入绩效考评制度。公共文化需要投入,但更要注重效率。从表4表5不难看出,江浙、广东等地每年投入到达两个显著的高峰水平,但这些地区的产出趋势较为平缓。因此,需要制定投入绩效考评制度,尤其对高投入低产出地区的各项投入指标须逐一考评,增加决策的透明度,提高群众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产出效益。

四要优化公共文化投入结构,形成创新型投入模式。根据结论三和结论四,当公共文化投入趋于稳定后,再进行投入则产出绩效水平提升效果却并不显著,甚至会出现下降的局势。因此,需要在现有的公共文化投入产业结构上不断调整和优化,提高投入效率,避免盲目供给投入,以形成创新型投入模式,这对提升公共文化产出绩效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结 语

公共文化投入绩效水平的测度对改变投入不合理的现状、低投入高产出、丰富大众精神文化与提高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从公共文化投入规模、结构、方式等方面,探寻提升公共文化投入合理性与科学性的政策维度,对政府应如何安排公共文化服务所需资金、如何增加投入以重点扶持特定地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经济发达地区又如何提供援助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利于不断优化、完善中国政府落实公共文化投入的对策措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