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变动主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PDF全文]
(浙江科技学院 理学院,杭州 310023)

为研究浙江省的人口出生率变动,选取经济、流动人口、教育、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作为5个主要影响因素,采用1980—2016年相关指标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做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教育、流动人口因素、生育政策因素中的“全面二孩”政策对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变动影响是正向显著的,其中教育因素是外部影响因素; 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是负向显著的。最后根据实证结果给出把握人口出生率变动趋势、完善外来人口服务保障机制、制定高峰人口出生措施的合理化建议。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irth rate change in Zhejiang Province
TAO Xiangxing, LAI Yuefu
(School of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Zhejiang, China)

In order to study the change of population birth rate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data of relevant indicators from 1980 to 2016 were used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y virtue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by selecting economy, floating population, education, population aging and fertility policy to b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y factor, education factor, floating population factor, and “Full-scale Two-Child” policy in fertility policy factor have a positi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birth rate change in Zhejiang Province, among which the education factor is an external factor; while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ing factor is a negative significant on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on grasping the trend of birth rate change, improving the service mechanism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formulating measures for peak population birth.

引言

人口因素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变动的人口在浙江省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浙江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据统计2016年全省生产总值为47 251.36亿元,全省人均生产总值为84 916元。人口的变动除了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外,还能够影响劳动就业、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治安管理等多个方面[1]。为了把握人口特征规律,及时发现变动人口的一些问题,从而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使浙江省经济、社会等进一步发展获得新的动力,笔者结合《浙江省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从影响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变动因素角度出发做实证研究,这对进一步推动新型城市化建设,促进人口服务平等化有重要意义。

1 人口出生率变动主要影响因素回归分析1.1 变量的选取

近年来,国内外对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为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变动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国外研究影响人口变动因素的文献较少,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因素、人口年龄结构、流动人口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如文献[2-4]对人口变动的特征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Gazi[5]结合澳大利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利用最小二乘法(FMOLS)、时间序列等方法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对影响人口变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经济、人口老龄化、教育、生育政策因素等方面[6-8]。例如,龙晓君[9]等运用队列要素算法对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全国及省际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并基于人口自然增长与迁移的角度研究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规律; 任慧玲[10]选取1990—2015年人口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动,尤其是老年供养比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段成荣等[11]提出人口变动取决于生育、死亡和迁移三个因素,三因素共同决定了人口变动的方向和程度。在借鉴以上文献的基础上,考虑选取变量的综合性、科学性、可量化性等特点,笔者选取经济因素、流动人口因素、教育因素、人口老龄化因素、生育政策为影响人口出生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因素的指标,可分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用x1、x2表示; 对于流动人口因素,用省净迁入人口数x3作为衡量指标,而省净迁入人口数据难以获取,借助文献[12]中的方法来计算; 教育因素、人口老龄化因素分别用大专学历及以上人口数x4、60岁以上人口数x5作为衡量指标; 由于生育政策难以量化,因此引入虚拟变量进行考虑,人口出生率变动情况用y作为衡量指标。

1.2 多元回归模型分析1.2.1 多重共线性检验与协整分析

笔者查阅了历年《浙江统计年鉴》《浙江人口普查资料》《浙江省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取1980—2016年人口数据为样本,以y作为因变量,x1~x5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各解释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用相关系数法进行检验。利用Eviews8.0软件计算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如x2与x1的相关系数为0.993,x3与x5的相关系数为0.915,x2与x5的相关系数为0.962,因此,解释变量间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为了消除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将各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在各变量前加ln记号表示对数变换后各新变量,计算对数变换后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低,多重共线性已基本消除,满足做多元回归的条件。

表1 对数变换后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br/>Table 1 Coefficient of interpretation variables after logarithmic transform

表1 对数变换后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1 Coefficient of interpretation variables after logarithmic transform

为了检验时间序列的对数序列建立回归模型是否出现虚假回归等问题,需要对对数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利用Eviews8.0软件分别对序列lny、lnx1、lnx2、lnx3、lnx4、lnx5做单位根检验。以序列lny为例,利用3类ADF检验模型,选择一阶滞后,得到单位根检验结果,所有的ADF值分别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的临界值,lny是一个非平稳序列。选择有常数和趋势项、一阶差分、一阶滞后,得到一阶差分单位根检验结果,ADF值为-5.111 067,分别小于显著性水平10%、5%、1%的临界值-4.243 644、-3.544 284、-3.204 699,lny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即lny~I(1)。

用同样的检验方法对其他5个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单位根检验发现,lnx1、lnx2、lnx3、lnx4、lnx5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满足协整检验前提。

下面考虑序列lny、lnx1、lnx2、lnx3、lnx4、lnx5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views8.0软件得到协整回归方程的估计式如下:

lny=-0.629+0.423lnx1+0.172lnx2+0.03lnx3+0.04lnx4-0.328lnx5

再对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选择无常数和趋势项、一阶差分、一阶滞后,得到一阶差分单位根检验结果,ADF值为-3.526 078,小于显著性水平10%、5%、1%的临界值-2.674 290、-1.957 204、-1.608 175,因此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根据协整检验结果,lny、lnx1、lnx2、lnx3、lnx4、lnx5存在协整关系,该对数时间序列建立回归模型不会出现伪回归等问题。

1.2.2 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由于生育政策难以量化,笔者引进虚拟变量的方式来分析生育政策对人口变动的影响。不同时期实行的生育政策不同,对人口出生率变动的影响也不同,1984年后浙江省实行“一孩半”、部分地区两孩政策,2011年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以后实行“全面二孩”的政策[13]

笔者引进如下3个虚拟变量D1、D2、D3:

以lny为因变量,lnx1、lnx2、lnx3、lnx4、lnx5和3个虚拟变量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为

lny=b0+b1lnx1+b2lnx2+b3lnx3+b4lnx4+b5lnx5+b6D1+b7D2+b8D3+u,

其中,bj(j=0,1,…,8)为回归模型的参数,u为随机误差项。

利用Eviews8.0软件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71+0.3lnx1+0.02lnx2+0.03lnx3+0.05lnx4-0.42lnx5+0.03D1+0.07D2+0.11D3

1.2.3 模型的检验

在经济意义下对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变量lnx5回归系数估计值小于0,变量lnx1、lnx2、lnx3、lnx4、D1、D2、D3回归系数估计值大于0,这说明人口出生率与人口老龄化因素呈反方向变动; 人口出生率与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流动人口因素、教育因素、生育政策因素呈正方向变动。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省净迁入人口数、大专学历及以上人口数每增加1百分点,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将平均分别上升0.3%、0.02%、0.03%、0.05%,而60岁以上人口数每增加1百分点,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将平均减少0.42%。

在统计意义下对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样本决定系数R2=0.964,说明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为96.4%,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相当好。在5%显著性水平上,对多元回归模型进行总体显著性检验,统计量F=70.689>Fα(k,n-k-1)=F0.05(8,21)=2.420,说明各个因素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单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在5%显著性水平上,查自由度为n-k-1=21的t分布表,t0.025(21)=2.079,t(b1)=2.211>t0.025(21)=2.079,说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出生率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 用同样的检验方法,t(b2)=2.084>t0.025(21)=2.079,t(b3)=2.466>t0.025(21)=2.079,t(b4)=3.584>t0.025(21)=2.079,t(b5)=2.419>t0.025(21)=2.079,t(b8)=2.678>t0.025(21)=2.079,说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流动人口因素、教育因素、人口老龄化因素、生育政策因素中的“全面二孩”政策对出生率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 而t(b6)=0.6810.025(21)=2.079,t(b7)=1.2380.025(21)=2.079,说明生育政策因素中的“一孩半”“单独二孩”政策对出生率变动影响不显著。

从生育政策因素对人口出生率变动影响来看,生育政策因素中的“一孩半”“单独二孩”政策对出生率变动影响不显著,“全面二孩”政策对出生率变动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也进一步说明生育政策因素对人口出生率变动影响较大,生育政策因素是人口出生率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1970—1989年中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计划生育政策较为严苛[14],虽然2011年起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但由于之前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了人口数,所以出生率变动较小,而2015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出生数量又出现一定的增长,这和实际情况相符。

表2 残差与12期滞后值的偏相关系数<br/>Table 2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residual and lag values for 12 periods

表2 残差与12期滞后值的偏相关系数
Table 2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residual and lag values for 12 periods

利用怀特检验法对回归模型进行异方差性检验,nR2=0.519 8<χ20.05(8)=15.507,p=0.470 9,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利用Q统计量检验法对回归模型进行自相关性检验,取显著性水平α=0.05,选择滞后期为12,得到残差et与滞后值et-1,et-2,…,et-12的偏相关系数,见表2。当偏相关系数值的绝对值|ρt-s|>1.96/n1/2=0.357 9时,存在s阶自相关性。表2偏相关系数值的绝对值均小于0.357 9,结果表明,该回归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

2 因子分析

根据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因素、流动人口因素、教育因素、人口老龄化因素对人口生育水平变动影响是显著的,为了确定影响人口出生率变动的重要因素,笔者结合1980—2016年人口样本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4个社会因素作进一步分析。

2.1 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常见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它和主成分分析类似,都运用了“降维”的思维方法,将观测数据中多个变量转化为几个公因子来客观地解释原始观测数据,而且以几个公因子反映的各个指标变量关联性低,有较强的可比性[15-16]。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公因子数。1)由已知的指标向量(x1,x2,…,xn)所对应的数据构成样本矩阵X,将矩阵X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矩阵Y; 2)计算矩阵Y的样本相关系数矩阵R; 3)计算矩阵R的特征值λi(i=1,2,…,n); 4)根据特征值计算累计贡献率P=∑mi=1λi/∑ni=1λi,1≤m≤n,当P≥85%时,确定公因子个数为m。

第二步:旋转公因子。为了保证公因子对原始观测数据的变量指标反应显著,本文采用斜交因子法对公因子进行旋转,得到旋转载荷矩阵T,得到m个公因子。

2.2 人口出生率变动重要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法的步骤,利用SPSS16.0软件求得了样本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见表3

表3 样本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br/>Table 3 Characteristic value and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of sam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表3 样本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
Table 3 Characteristic value and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of sam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表3可知,前两个因子累计贡献率P=97.024%>85%,于是确定公因子个数为2。然后运用斜交因子法对公因子进行旋转,得到旋转载荷矩阵T,见表4

表4 旋转载荷矩阵T<br/>Table 4 Rotation load matrix T

表4 旋转载荷矩阵T
Table 4 Rotation load matrix T

表4中2个公因子来看,公因子1主要集中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60岁以上人口数、省际净迁入人口数,其贡献率为76.940%,公因子2主要集中在大专学历以上人口数,其贡献率为20.084%。公因子1主要集中的变量指标是衡量经济因素、人口老龄化因素、流动人口因素,这些为影响人口出生率变动的重要因素; 公因子2主要集中的变量指标是衡量教育因素,它是影响人口出生率变动的外在因素。

浙江省人口数量变动除了出生人口数量增加外,还有一部分是浙江省外来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外来人口增加数量已远远大于户籍人口; 在经济因素限制下低收入地区人口外流趋势明显; 浙江省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重,增长速度加快[17-19]。外来人口数量的增加对浙江省人口生育水平的贡献是积极的,经济因素对人口生育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贡献,低收入群体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对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增加影响不大,而且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对浙江省人口生育水平的贡献不利。因此,流动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人口老龄化因素是人口出生率变动的重要因素,这也进一步说明因子分析法研究的结果是比较合理的。

3 对策与建议

根据以上实证研究结果,给出如下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要尊重和把握人口出生率变动的规律和新趋势。浙江省人口出生率与流动人口因素呈正方向变动,与人口老龄化因素呈反方向变动,因此,在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变动规律下,政府要充分尊重和把握人口出生率变动的新趋势,妥善解决人口出生率变动下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如何保障外来人口生育服务问题,如何提升人口老龄化加重情况下的生育水平等问题。

二要完善外来人口服务保障机制。流动人口因素是影响人口出生率变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浙江省外来人口数量大大增加,甚至大于户籍人口数量,杭州、宁波、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人口数量变动幅度较大[20]。流动人口因素对人口出生率变动影响是有利的,并且外来人口数量的增加对浙江省人口生育水平的贡献是积极的,政府需要做好完善外来人口服务保障工作。另外,人口出生率与城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呈正方向变动,经济因素对人口生育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贡献,因此,政府也需要多关注外来人口中的低收入弱势群体。

三要制定高峰人口出生的措施,稳步提升生育水平。生育政策因素中“全面二孩”政策对浙江人口出生率变动影响是显著的,自从2015年“二胎政策”的放开,二孩、多孩的出生率明显提升。为了保证生育水平的稳定,需要采取高峰人口出生的措施和手段,积极提升生育水平,保持出生人口稳定增长。

4 结 语

本文以经济因素、流动人口因素、教育因素、人口老龄化因素、生育政策因素为影响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变动主要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这5个因素对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变动影响不一致,经济因素、流动人口因素、教育因素、人口老龄化因素、生育政策因素中“全面二孩”政策对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变动影响是显著的,其中教育因素为影响人口出生率变动的外在因素。从经济、流动人口、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等方面,探讨浙江省人口出生率、流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措施,现有的生育政策对未来出生人口的数量趋势变化等问题,对完善和制定浙江省人口政策,促进浙江省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