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虫书出现在春秋中后期和战国早期,主要用于玄缪戈和青铜器的剑、剑格、钟、铎、席镇,以及贵族墓仿青铜器的随葬冥器,如石剑、石戈、石矛和少量原始瓷之上。它流行于南方的越、吴、楚、蔡、宋五国,出现时间180年左右,流行时间不过150年,以迄今出土超过半数的越国最为盛行。鸟虫书主要表达内容包含:表明或提高器主的贵族身份,戉(越)王戉(越)王,者旨於睗; 铭功记烈以示纪念,戉(越)王者(諸),旨(稽)於睗,□亥徐,□至(致)王; 盟誓书契,之利残片; 座右铭记录,厥大顾小连,欲轨九州,顺日有行; 祝福之意,戉(越)王用,孙,世樂矛旨; 记录战争或军功,戉(越)王州句州句,之用剑,唯余土利邗; 记载重大事件,越朱呂盟辭鐘。

西周以来,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的剧烈变革之下,传统正体字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文字形体多变,地域色彩浓郁,美化和装饰成为这时期文字的一大特色。郭沫若指出:“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1]

书写在青铜器和冥器上的鸟虫书,因下列现象被称为“只是用作装饰而已”。一是次序错乱,无法读通。如越王者旨於睗矛:於戉(越)王睗旨(稽)者(諸)。此矛除了“者”字外,全部倒置。这种造成铭文次序错乱的原因,主要是铭文系用单字印范铸造,工匠稍有忽略(或因不识字)便致误植,造成铭文位置互易,遂不成文^[2]165。二是省写情况,如“者旨於睗”省写作旨於,这种省写多数是由于兵器铭文字数排列限制的原因。三是内容无意义,如原始瓷句鑃铭文:“亥亥亥亥亥亥亥。自自自自。自自自自。亥亥亥亥亥亥亥亥。”这里面23个字,并不展现实际的文字意义。四是有意识地将字形调整,突显鸟或虫的形状,有时甚至看不出文字的原貌。由以上可见,鸟虫书的装饰意义在多数情况下大于实际文字内容。

之所以说鸟虫书的装饰性强,还要探究其造型美感。鸟虫书看中形式感和规律化,在大篆的基础上加入具象或者抽象的元素来进行美化,以丰富其内涵,具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装饰美特征。何琳仪指出:装饰符号对原有文字的表意功能毫无影响,纯属装饰作用^[3]。他还将装饰符号细分为单笔装饰符号和复笔装饰符号。而鸟虫书则是将“鸟”或“虫”的形象介入其中。

许多研究民间艺术的学者发现并指出,中国的民间装饰艺术是一种具有意指性的造型。英国人柯律格在研究明代门神时指出:“许多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图像本身,门神绘画所表达的特殊意义(即意指性)正是通过某种固定仪式逐渐在生活中沉淀下来,并不仅仅成为一种门饰绘画和装潢。”^[4]美国人罗森也在研究中国汉代墓葬中指出:“墓葬中的随葬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品,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意指性。”^[5]同样在西方,研究装饰图案的里格尔在研究腓尼基装饰艺术时提出:“腓尼基人曾经富有象征意义的图案,在不断的贩卖和传播中已经形成纯粹的装饰。”^[6]这就如同本文末提出的汉代之后的鸟虫书。以上观点均说明装饰具有意指功能,反映在越国鸟虫书上,“鸟”与“虫”的构形除了装饰功能之外,还具有一定的意指功能。

在《鸟虫书通考》中,曹锦炎先生尽管在分析各类器物之中不断提出鸟虫书的装饰意义,但他仍指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淮一带,曾经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淮夷的活动区域,说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地区出现的鸟虫书,依然还带有鸟图腾崇拜的烙印,并不是没有可能。”^[2]5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此外,不少学者也指出河姆渡和良渚文化中的鸟崇拜的渊源对鸟虫书形成的影响。

鸟虫书最早被马国权先生归纳为十三类和鸟有关的字形特征,林清玄先生在此基础上重新归纳,分为四大类,与马国权不同的是,他还关注了“鸟”以外的“虫”。曹锦炎先生在各家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鸟虫书的六种构形特征:增一鸟形; 增双鸟形; 寓鸟形于结构中; 增简化之鸟、虫形; 增虫、爪形; 增其他纹饰^[2]17。可见,曹先生这一总结更为全面而严谨。在对越国的鸟虫书特色分析中,他尤其指出:“以几何线条化的饰笔来取代写实的鸟饰,也是越国鸟虫书构形的重要特色……这类构形,被学者称为虫书。”因此,研究越国的鸟虫书不能忽略“虫”。而“鸟”与“虫”在越国的生产生活中,又分别代表着什么,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它们和鸟虫书的密切关系,接下来将分别进行论述。

鸟崇拜在越国地域范围内有极其深远的历史地域背景。1973年,考古学家发现了河姆渡时期的七件鸟主题刻绘精致的象牙制品,区别于大量粗糙的骨制品和石质工具,特殊的制作材料和工艺决定了“鸟”在当时的特殊性。宋兆麟先生曾考证:“河姆渡的鸟形器,与他们的信仰是鸟图腾分不开的。”^[7]它以一种显要的方式表现和传承了下来,对其后的氏族和部落有一定的影响。同一个地域的两千年后,良渚文化墓地中出土了大量和鸟有关的玉器,在几件重要的玉器上,都出现了鸟纹,而且鸟首形象与河姆渡鸟首蛇身相互缠绕的图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再次体现了“阳-鸟”的组合形象,鸟崇拜的延续跨越两千多年。越国此后在该地域发展繁荣,这与对鸟的崇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王士伦指出:“鸟书不仅仅是春秋战国时的美术体,还与鸟崇拜有关,甚至可以说从崇拜中产生而来。”^[8]29

在历史文献和神话传说中也有大量关于越人鸟崇拜的记载,《吴越春秋》称“百鸟佃于泽”“越地山有鸟如鸠,青色,名冶鸟”,越王勾践也被描述为“长颈鸟嚎”,《拾遗记》里记载越王入吴国,有丹乌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可见,鸟崇拜是当时越国的习俗。日本学者白静川认为,神话的传承有时是可以字形化的,殷始祖王亥被表示成鸟形之神,在文字中可以通常添加鸟形纹饰来表示^[9]。这与越国所出现的鸟形结构如出一辙。

以上这些形式特点都表明:不论是河姆渡文化还是良渚文化,鸟图像已成为当时该地域的图像徽识。西方学者弗里森(V. Friesen)从符号学角度提出:“徽识所指的是有直接的言语诠释或字典定义的非语言行为,其意义为一群、一个阶层和一个文化的所有成员所熟知。”^[10]

同为鸟虫书,不同国家因时间和地域文化不同而构形姿态纷呈,以下为越国鸟虫书的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王士伦指出历代越王兵器中鸟虫书的“王”多写为双鸟联体,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其他四个主要鸟虫书使用国家:吴国不出现鸟形,蔡国使用单鸟,楚国仅一只鸟形,宋是双鸟但不联体。他关注到这些区别,并且推测与以下三种情况相关:吻合《五十六种书》的“周武王赤鸟衔书集户,武王丹鸟入室,以此二祥瑞作鸟书”; 与河姆渡双鸟联体纹饰有密切联系; 《拾遗记》记载的“越王入国,有鸟夹王而飞,以为是吉祥”^[8]29。

第二,在鸟虫书的构形特点中,经常出现“羽”或者“习”的结构(图1)。《山海经·海外南经》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启筮》称:“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1976年,浙江省鄞县出土的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钺,正面铸刻了一幅“羽人划船”的图案(图2)。图中四名划船者头戴高大羽饰,奋力划舟。无独有偶,头戴羽饰的图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左江岩画、云南省沧源岩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云南省晋宁出土的铜鼓,以及广东省广州出土的铜器上都有所现,这应该是迁徙的越人对鸟崇拜的持续体现^[11]。

图1 “习”的形态
Fig.1 The form of “xi”

图2 羽人划船
Fig.2 Daoist priests' boating

第三,笔者在进一步解读鸟虫书中鸟的形象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多数鸟头的姿态都具有雄赳赳、气昂昂之气势(图3)。在越国的鸟虫书中,凡出现鸟头的皆为昂首张口状,这一点客观反映了越国人尚武善战的精神。同时,从文化发生学理论来讲,一种地域文化面貌的特征之形成,取决于其生存环境的特殊性及其与外域文化交流错综态势两大要素,而前者更具决定意义^[12]。分析当时越国的环境,江河湖泊和丘陵湿地的地理环境特点决定了当时鸟类的繁多,鸟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也会自然而然地用于装饰性文字的创作表现。而从生存角度出发,这类地理环境造成生产力低下,以致越国人不仅要与自然抗争,还要与不同氏族斗争以获取更多资源。《汉书·高帝纪》载:越人之俗,好相攻击。青铜剑是越人好勇善战精神的最佳诠释,当铸剑人将鸟形象描绘于鸟虫书之中,必将神采奕奕。从另一角度讲,鸟作为图腾崇拜形象,与作战者同在,寓意能保佑战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图3 鸟头之势
Fig.3 Posture of bird's head

不少学者提出了鸟虫书的鸟崇拜,然而极少人指出过虫崇拜。在笔者看来,虫崇拜对于鸟虫书的文字构形也有极大的影响,由此看来,前文中提到的林清玄和曹锦炎补充的虫形具有重要的意义。

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大戴礼·易本命》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有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广义上的虫,不仅囊括了所有的生物,还包括人在内。而从狭义来理解,是指文字线条有腹虫之屈曲回绕之态的书体^[13]。在这里,笔者结合狭义的内涵,推测虫即蛇,这不仅是由于蛇在中国大多数地区被称为“长虫”,更因以下理由进一步作出推测。

王汇文详细论述了越人对蛇的崇拜及蛇图形的意象解析,他指出:“越国贵族墓葬众多的器物中,蛇成为主要的视觉符号,达到物之所及之处……纹身习俗,其作用一表明自己与蛇是同类,二将蛇作为自己的保护神,三在身上刻画龙蛇,有图腾徽章之意。”^[14]此外,在相关文献和传说中,也有许多和越国蛇图腾有关的记载。蛇成为越国的图腾尤其是贵族的形象崇拜是可以确定的事实,因而将崇拜的形象寓于鸟虫书中也是自然之事。

图4中的“用”字,将真正的文字属性缩至顶部双首的方寸之间,大块面积则描绘了具象蛇的形象,线条富有流动性,使字形保持平衡的除了两根直线之外,还有两根类鸟爪的曲线。尽管这个字属于哪个国家还没有论断,但是笔者推测一定和具有蛇崇拜的国家有关。

图4 “用”字
Fig.4 Chinese character “yong”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鸟虫书与虫书应有一定的区别。然而一些严谨的学者,是不将鸟书和虫书分开,在笔者看来关键点就是虫的具象和抽象区别,在这里不妨做个大胆的推断,具有具象虫形象的可谓鸟虫书,几何抽象化的可被称为虫书。这也正吻合了曹锦炎先生提到的:“越国鸟虫书一大特色是将几何线条化的饰笔来取代写实的鸟饰,成为越国晚期鸟虫书构形的主流,这类构形,也有学者称为‘虫书'。”^[2]18

图4中的“用”字就是一个鸟虫结合的例子,在鸟虫书中,有不少非常具象的鸟和蛇的形象,其融合更是巧妙,李学勤指出:“从出土实物来看,东周时期的鸟虫书确实或像鸟形,或像虫形,有时在统一铭文中兼而有之。如果单称为鸟书或者虫书,都有些不够全面”^[2]序2。在一个文字构形之中,同时出现鸟和虫的形象,可以从史前找到一些踪迹,也许对其后的鸟虫形象融合有一定的影响。

图5 鸟虫相伴形象
Fig.5 Image of bird with insect

最初鸟蛇并列而绘的图式已经被学术界定为原始部落斗争的图腾标志。《中西纹饰比较》中提到:“鸟蛇图是共工(水神)与高辛氏(鸟神)部落之争,是上古图腾禽蛇争斗的母题”。氏族社会结束进入文明社会后鸟蛇相兼的造型仍旧存在,并成某种定势,在一定程度形成鸟善蛇恶。鸟蛇图式在演进过程中,既有相争也有相伴(图5),相伴的图式则表明两个敌对的部落逐渐产生融合。《山海经·海外北经》载:“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15](图6)。不知是否可以这样推测,鸟蛇相伴的图式到了越国,同为崇拜之自然物,一起融合到鸟虫书(图7)之上,如此也算合情合理。

图6 禺强形象
Fig.6 Yu Qiang image

图7 鸟虫形象相结合的文字
Fig.7 Scripts combining images of bird and insect

越国鸟虫书的字形特征与越人鸟崇拜、蛇崇拜文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其作用除了在铭器上记录之外,有学者推测在尚武善战的越国文化中还有着防伪、军事机密等重要的作用。历史不断向前,对于鸟虫书的研究还将继续挖掘。

至于鸟虫书在其他国家出现,是否仅为装饰,还是与鸟虫崇拜有关,要依据各国地域文化和历史发展来看,也许在文化交流和战争中,鸟虫书也得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有的国家强化了鸟虫崇拜的观念,而有的国家则借鉴了其装饰之功能。随着历史的变迁,在汉代之后鸟虫书只能退缩在印章的方寸间,沦为一种装饰图案。因此,鸟虫书的兴衰折射了一段鸟虫崇拜文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