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持续偏高^[1]。目前,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开始初步显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尤其是女性人口的流动,导致中国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出现婚姻失调,所带来的婚姻挤压、反社会行为、性交易、社会养老等问题^[2-3]不仅影响到贫困农村大龄单身男性的自身发展和其家庭幸福,更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4]。一些学者担心他们将危害社会的安定,因此,迫切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论证。

大龄单身男性对自身无法婚配的挫折心理的反应,可能会导致其是否会实施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的行为。了解该群体的心理反应是调整他们的心理状态、舒缓他们的心理压力、维持社会安全和消除隐患的基础。本研究中关于攻击性的界定是:具有有意挑衅、侵犯他人或有意损毁破坏事物等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所以,本文中的攻击性主要是指人所具有的产生攻击的内心情绪,也包含某些攻击性的言行表现,即攻击行为。笔者以贵州省CS、XF两县的调查研究为例,对中国西部贫困农村因婚姻挤压导致的大龄单身男性的攻击性及应对作初步讨论。

本研究选取贵州为样本省份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第一,位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2012年贵州省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33.1(以女性为100)。第二,女性大量迁移和流动,婚姻挤压显著。贵州省外出人口在全国位列第四,占到户籍人口的10%以上,女性外流严重,婚姻挤压显著。第三,城乡差异大,农村婚姻挤压更为严重。2015年,贵州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4 58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7 387元,只及城镇居民的1/3——显著的城乡收入差异,使指向农村的婚姻挤压更为严重。2015年,样本县CS的GDP为84.1亿元,在全省排名第45位,201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9.9; 样本县XF县的GDP为149.09亿元,在全省排名第26位,201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1.4。

每个样本县选择3个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镇,每个镇选择2个大龄单身男性较多的行政村进行调查。所选行政村的全部大龄单身男性均为调查对象; 按照每个样本村大龄单身男性的数量,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同村的等同数量的已婚男性。让参与者在方便和独立的场所填写问卷,并事先向他们说明调查是匿名的、保密的,他们有权拒绝参加。

中国社会属于“普婚型”社会^[5]。在农村,20～30岁是形成婚姻关系的最重要年龄段,而30岁以上年龄组别的未婚人口比例则急速降至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本研究中的“大龄单身男性”指的是那些错过了社会公认的理想初婚年龄而未婚配的30～40岁的单身男性。已婚男性选择年龄为20～39岁。

样本量定在600个,显著高于采用的测量量表建议的样本量(200个)。实际调查单身男性598人,其中592人接受调查,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9%; 实际调查已婚男性611人,601人接受调查,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8%。

本研究制订了一份能在20 min之内完成的自填问卷,采用12-条目攻击问卷(12-item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12-AQ)量表进行测量。12-AQ由Bryant和Smith对其前身BPAQ的攻击性问卷精练而来,用来评价攻击状态和特质,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自评问卷。对不同国家样本中检验问卷的信效度研究表明,问卷的总分和各个因子分有着稳定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 经验证性因子分析,其问卷的结构不稳定^[6]。Meesters等^[7]在荷兰样本中删除了问卷中的3个条目,使问卷保持原有的结构,Bryant等在这一基础上,删减问卷中关于主因素上负荷值较低的条目,最终形成12-AQ。在这一样本中,也验证了改良后的问卷不仅保持了其前身的因子结构,而且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改良了其拟合优度^[8]。在中国的研究也验证了精练后的12-AQ,不但保持了BPAQ的因子结构,而且在对攻击概念的解释方面,也表现了良好的信度及效度^[10]。

问卷一共由12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使用的是5级评分(1～5分),问卷包含内部4因子,分别是躯体攻击、语言攻击、愤怒及敌意,问卷由内部4因子及计算总分相结合的分等级模型构成,分值越高越倾向有攻击心理。

为了解大龄单身男性未婚的原因及感知到的心理和行为变化,问卷还增加了3个问题:1)自认为找不到配偶的原因; 2)因为一直没有结婚,跟以前比,自己的性格有没有发生变化?3)因为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当地人会如何看待?

采用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分别比较大龄单身男性与已婚男性的攻击性测量得分。采用线性回归(设置哑变量),在剔除社会人口学等混杂因素后,分析大龄未婚对攻击性的影响。

从1表可以看出,相比已婚男性,大龄单身男性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多为务农,经济条件与当地水平相比较差,以及汉民族较多。

表1 大龄单身男性和已婚男性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Table 1 The social-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 single males and married males

样本的攻击性比较(表2)表明,大龄单身男性(S)的攻击性得分为36.98(6.84),高于已婚男性(S)的33.99(8.15),F值为6.6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大龄单身男性的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认知普遍高于已婚男性。

表2 大龄单身男性和已婚男性样本的攻击性比较
Table 2 The aggressive comparison of elder single males and married males

以组别(大龄单身男性、已婚男性)、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为自变量,攻击性作为因变量,作攻击性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婚是导致大龄单身男性攻击性高于已婚男性的主要因素,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皆无统计学意义(表3)。

表3 大龄单身男性攻击的多元线性回归
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of elder single males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表示P<0.001。

大龄单身男性认为自己找不到配偶的主要原因(多项选择)及其权重见表4。其中,贫困(“自身经济条件差”和“家住得太偏僻”往往是贫困的代名词)是大龄单身男性找不到配偶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情感因素(性格内向)占第二位; 人格特征(“脾气不好”和“没有上进心”)占第三位; 身体状况(“自身相貌不好”和“残疾或身体有病”)占第四位。

调查表明,2/3以上的大龄单身男性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心理情绪。对“因为一直没有结婚,跟以前比,您认为自己的性格有没有发生变化?”(多项选择)的回答见表5。

表4 大龄单身男性找不到配偶的原因
Table 4 The reasons for the elder single males who fail to find marriage partners

表5 大龄单身男性感知到自身心理和行为的变化
Table 5 Elder single males perceived changes in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3/4以上的大龄单身男性明显感到受到社会和家庭的歧视,存在心理压力。对“因为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当地人会如何看待?”(多项选择)的回答见表6。

表6 大龄单身男性感知到的社会反应
Table 6 Elder single males perceived social reaction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2年开始呈现偏高倾向。在此后的30年里,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1982年为108.47,1990、1995、2000、2005、2008年相继升至111.42、115.6、116.86、118.59、120.56。与2008年120.56的峰值相比,2009年(119.45)、2010(117.94)、2011年(117.78)虽有减小,但仍处于高位态。30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失衡的累积效应已现端倪。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的数据得出,19岁以下年龄段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严重失衡。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人口中,男性要比女性多出120万。预计10年后,将会有2 400万大龄单身男性遭遇婚配困难。如果不能及时遏制性别失衡的局面,中国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婚姻挤压^[10]。

出生人口性别比提高后,能否产生实质性的男性婚姻挤压还要看婚龄人口性别比。如果年龄结构属增长型的金字塔,那么,过剩的男性可以通过择偶年龄的相继下移解决婚配困难,减轻婚姻挤压; 如果在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人口中,择偶年龄的相继下移便会形成越来越严重的难以解决的真性婚姻挤压。以中国生育水平近30年下降为背景的婚姻挤压即属于后者,需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11]。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仍在高位徘徊,还有117.94。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中强调,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 400万。经推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不能按理想的婚龄差模式,在理想的初婚年龄找到初婚配偶,从而面临“娶妻难”问题。

从人口学角度,一般都把出生人口性别比、初婚年龄差和人口增减变动趋势归纳为影响婚龄人口性别比的三因素。适婚女性短缺,就会出现“婚姻梯度挤压”:男性到更低年龄女性中择偶,发达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婚姻剩余男性”最后沉积在收入低下的底层人群。婚姻挤压的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来承担。本研究也从一个侧面进行了证实——经济条件差(居住地太偏僻往往也是贫困的代名词)是大龄单身男性找不到配偶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表明了以下因果关系:经济条件差及其他因素(人格特征、情感因素、身体状况)→大龄未婚→感到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视→性格发生负面变化→明显存在攻击性倾向。

在中国,“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无法婚配这一状况给大龄单身男性带来了消极的心理影响。这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游离于配偶制度之外,从观念到制度、从生理到心理,从生活到经济,都面临着障碍,受到伤害、歧视和排斥^[11]。本研究表明,样本中68.6%的大龄单身男性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心理情绪。其中,“心理不平衡,有嫉妒甚至报复心理”的有104人(占17.6%)。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婚姻家庭为本位的传统社会里,这一群体因未能婚配而被视为“人生的失败者”。这些“失败者”更容易受到其他人群的忽视、嘲笑甚至歧视等,这些消极因素影响到他们的自尊并引起负面情绪的产生^[12],大龄单身男性明显感到受到社会与家庭的歧视。

本研究表明:大龄单身男性比已婚男性攻击性高。同时,大龄单身男性的躯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和敌意认知普遍比已婚男性高。由于婚配受到阻碍,自尊心被打击,为排除阻碍、恢复自尊,他们更容易被激怒。愤怒是与挫折和威胁相关的情绪状态,并多伴有攻击性行为。同已婚男性相比,大龄单身男性的破坏性行为更强,更易引发酗酒、吸毒、抢劫、强暴、谋杀等带有攻击性的危险行为和暴力犯罪^[13]。

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村大龄单身男性攻击性等心理问题的关键因素。婚姻的缺乏往往使单身男性备受歧视(包括被别人看不起、容易受别人欺负、容易被父母/亲戚冷落),并形成忧郁(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闷闷不乐,不爱跟别人讲话或外出活动)、烦躁的性格(脾气变得越来越差)和抽烟或喝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给其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心理不平衡,有嫉妒甚至报复心理”。

在中国西部偏远、落后、贫困的农村,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和大规模的女性人口的迁移、流动导致了男性婚姻挤压,婚姻挤压的后果由贫困人口来承担,由此带来的反社会行为、性交易等问题近年来已明显增加^[13]。婚姻挤压既严重影响个人发展、家庭幸福和独身者的养老问题,也构成对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威胁^[14-15],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人口安全问题。要有效地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便须充分利用法律、政策、经济的综合措施,积极进行治理,如坚持并完善以少生、优生、男女平等为导向的新型生育文化; 加快经济发展,拓展生存空间; 构建新的养老模式,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加强监督管理,打击选择性人工流产和非医学需要的终止妊娠等。这些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尤其对农村大龄单身男性要像精准扶贫一样加以帮扶。

过剩男性步入婚育年龄的自然趋势是无法阻止的,现在需要的是充分认识和评估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造成的潜在后果以未雨绸缪,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其中2 000多万大龄单身男性的心理健康和其他相关健康问题,应是今后需要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