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凝结着中华民族最为普遍和厚重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其文化意象与艺术思维都最为集中地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承载着对人与自然平等的追求、对生命精神的尊崇、对和谐生活秩序的向往,这些文化品格不仅建构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普世性价值,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国话语传播力。当下新兴媒介技术与产业的发展,促使古诗词从文字向视觉形态转换,这为消解其在传播中的认知障碍提供了便利,并且使之呈现出巨大的话语潜能。基于此,学术界对古诗词资源的当代转化问题展开了多维研究,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语用学、传播学、影视学领域。在语用学领域,研究者们主张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创新性传承,发掘其当代社会文化话语功能,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坚守文化自信,建构中国本土话语^[1],从而为古诗词话语生产提供了基本立场和重要的研究方法。在传播学领域,研究者们在对外传播语境下探索强化主体间跨文化交流对话、增强话语功能的策略^[2-3]及文化典籍的多模态语篇建构规律^[4],并聚焦“可视化”过程中的传播机制,积极探索提升传播效能的路径^[5],体现出较强的理论及应用价值,但尚未对诗词语篇建构展开专门探讨。基于影视动画创新实践,研究者们系统发掘古诗词文化精品打造的规律^[6-7]; 探索古诗词和电视媒体相结合的话语策略^[8]、跨媒介叙事^[9]、文化记忆^[10]建构路径; 基于部分案例探讨了隐喻和转喻的价值及方法^[11]。此外,研究者们对古诗词的叙事及抒情特征^[12]及对深层心理表达方式^[13]的研究,也为古诗词情境创新提供了参照; 关于认知诗学^[14]的研究成果为视像语篇建构提供了重要方法; 基于虚拟现实呈现技术^[15]和数字化传播技术^[16]的相关研究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视域。但总体上看,关于视觉话语的生产规律还有待系统、深入的探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古诗词传播与话语生产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时代使命。目前语用学、传播学等领域皆十分关注古诗词等中华优秀文学资源的话语功能,例如在语用学话语模式研究方面,曹顺庆等^[1]提出需立足于中国特色来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并力图让中国特色成为世界特色。这些研究虽然主要立足于精英视角,但是通过借鉴西方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等来阐释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古代文学话语功能,为古诗词话语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域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视觉转换中,古诗词文化生产与大众消费、世俗审美文化融合更为紧密,加上视觉语言的特点及新媒介等因素,都促使古诗词话语生产形成了一些新的规律。在传播学领域,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文化策略的持续推进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古诗词文化将有助于深层次的思想互动,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2]。耿敬北等^[4]研究者从跨文化语境、文化体系转换、跨文化叙事转换、跨文化模态转换、跨文化多模态语篇设计、语篇跨文化传播媒介选择等层面,分析了文化典籍的跨文化传播规律,但是对古诗词话语生产而言,如何发挥其审美文化优势,还需要深入探讨。

目前不少古诗词资源正在被积极挖掘和进行视觉转换,一些古诗词视觉产品已经实现了动漫游戏、数字出版、教育、展览陈列、文化创意设计及旅游等领域的跨界开发。智慧媒体和5G时代的到来,将为古诗词资源的视觉转化提供新的空间与载体,诗词中的场景得以再现,受众的审美及认知主体性得以不断增强^[5],诗词的内容与形态也将在适应沉浸式、场景化、交互体验的过程中发生嬗变,呈现出新的话语空间。总体上看,古诗词话语空间已经超越了精英文化领域的边界,例如在动漫产业领域中,古诗词文化与二次元文化之间积极对话、交融; 在地方文化旅游产业领域中,古诗词文化与地方文脉、民俗生态融于一体; 而在运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古诗词文化产品中,沉浸式体验、交互式叙事生产更不断催生着异质文化之间的交融与话语容量的扩张,这些都促使古诗词话语生产更加需要注重题材内容的选择,并积极探索如何通过文本重构、情境创新、图像语篇建构等来更好地实现话语功能。

从既有的古诗词视觉转换实践来看,大部分产品都注重塑造生动的人物角色,对故事情节进行相应改编,通过快节奏剪辑、简短的语言及画面、声音的默契配合,让诗词文化融于当代社会生活与审美文化之中,促进了古诗词文化的深度传播,为视觉转换提供了成功经验。例如《经典咏流传》借助主客体之间的价值传递与情感共鸣,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实现了“情感共同体”的范式重构^[6]。不同于21世纪以来一些影视动漫产品对《三国演义》《西游记》《山海经》《聊斋志异》等文学经典的商业化改编和一味依赖于高概念叙事、凸显奇观美学的做法,当下古诗词视觉转换更着力彰显其独特的文化品格与艺术气质,注重对诗词韵味、意境的呈现,并注重以真挚的情感表达来契合当代人的生存体验,注重将其作为一种存留于现世间、人心中的活态文明来进行微观话语生产。

一些精良的诗词动画、纪录片,在创新艺术形式、讲述中国故事方面卓有成效。例如中国唱诗班系列诗词动画《相思》《元日》《游子吟》等,以日常生活化、平民化的视角和情境化叙事为特征,映射出当代人的生存体验,融入当代价值观和审美文化,在动画影像空间中营造了韵味无穷的意境,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共同体,赋予了古诗词新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7]。再以系列纪录片《诗词中国》为例,它在故事和情境的设置上颇为精巧,并运用蒙太奇剪辑来穿越古今,不仅彰显了中国诗词中的整体性时空思维方式,也令传统文脉自然地浮现出来,而且还擅长运用长镜头和同期声乐来表达诗词中的言意观,令诗词韵味得以形象地展现,不仅唤起了观者的情感体验与心理认知,促进了精神内蕴的传达,而且也丰富了诗词本身的意境。其中,《四溟诗话》一集更是对原诗作进行了大胆的文本改创,借助盲童的想象展现出一幅幅美景,表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梦想的坚持,从而赋予了古诗词新的话语空间与文化生命力。但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古诗词视觉话语生产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对相关规律的发掘和梳理。基于此,笔者将从文本、情境及语篇等方面,对古诗词视觉话语生产进行较为系统的探析。

从功能角度来看,古诗词文化传播的结果便是话语的生成,话语实际上是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产物,话语生产主要受到语用主体、语境及特定社会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从认知功能学、系统功能学角度来深入考察,古诗词话语效果的影响因素除了文化价值观念差异以外,主要包括心理机制与认知过程、视觉语言的性质、意义及社会文化因素对视觉语言结构与功能的制约等,而这些因素的作用是在特定传播情境下和传播主体与受众的交互过程中实施的。因此,采用怎样的视觉话语生产方式来达到最佳输出效果,就需要生产者考察受众对中华文化及古诗词的认知度与认知行为,了解受众对古诗词文化产品的接受偏好,考察受众的文化背景及年龄、身份、性别、思维特征、视觉审美观念等,以分析这些因素对古诗词视觉传播效果的影响。例如,据笔者考察,青年群体偏爱强化情节的戏剧性、叙事的新颖性(如悬念的设置、对问题的揭示等),在视觉上喜好动漫形象和较为刺激的感官效果; 国外留学生群体则较难理解古诗词的借景抒情、借物言志等手法及朦胧美、含蓄美等特点,但是对较为具体的叙事情境及表现自我意识、潜意识、意志、情感的内容更为敏感。与此同时,生产者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古诗词文化内涵与特定受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并探索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建构共同话语价值的路径,才可能合理地选择和重构古诗词内容,生成适宜的话语内涵。例如,蔡宗齐^[3]指出,应采用“超文化视角”来克服文化比较中的偏见,“学会将中西文学视为彼此平等而且可以相互诠释、相互阐发的不同传统”。此外,还要具体分析受众在不同语境中对古诗词的文化需求,对不同类型、风格的古诗词的话语功能和空间进行细分,并充分遵循不同生产领域、渠道的传播规律,这样才能形成较为精准的视觉话语生产策略。例如,《中国诗词大会》的话语生产就充分体现了将古诗词和电视媒体相结合的策略^[8]。

在笔者看来,古诗词文本重构既需要保持原有的核心内涵,同时也需要发挥受众对古诗词文本的建构作用,使古诗词承载更为丰富的当代文化内涵,并且需要遵循跨媒介叙事的规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传统的文学叙事学研究忽视了叙事性和媒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文本中的文学性“涉及的是文本自身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形式,以及它的深层结构、隐喻和象征等问题”^[9]。文本的意义及其接受效果最终取决于特定语境下的媒体形式。相对于《红楼梦》《水浒传》等现实主义类型文学作品而言,古诗词较少受到历史语境与叙事情节的严格限定,具有明心见性、内隐含蓄、信息量巨大、表达方式灵活多变等特点,因此在叙事改编和话语生产上较为自由,但是在视觉转换中,这种自由是以对视觉媒介的合理运用为前提的。例如,《诗词中国》不仅通过平民化的视角来构架古诗词与当代大众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还注重以适度的戏剧化、互本文生产来重构文本,由此增强诗词的戏剧性。此外,视觉媒介已经成为大众对文化记忆进行追寻、重温和集体观赏的重要载体^[10]。《诗词中国》就借助记录片特有的呈现文化记忆“真实性”的优势,通过对记录对象的选择与重构,通过灵活的方法来显示对象在主体精神中的生动存在,由此形成了既直观又隐性的话语表达方式。

在沉浸式体验中,文本重构则需要凸显主体对环境、事物和虚拟空间的具体感知,可以充分利用连续性的空间来重构叙事,发挥全浏览场景技术及交互体验的优势^[15],呈现物我相融、相映成趣等审美特征,还可以利用受众对天气、季节变换等的虚拟体验来丰富诗词内容,进行相应的叙事重构、情感和意境表达。在各种网络社交媒体传播中,互本文生产必然会促使古诗词文本重构形成新的特点,数字虚拟共同体中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等,都将为古诗词视觉话语编码、符号修辞等带来新的影响。就此而言,如何促进受众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交流并保证价值观的输出,在图像的细微动人之处进行高密度的话语生产,同时避免文本的碎片化、去中心化、思想内涵的浅表化,皆成为了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以情志为核心,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将个体生活世界与社会、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自身生命存在融为一体,将现实批判与自我精神境界融为一体,是古诗词的宝贵精神品格。正如傅修延^[12]所言:“抒情的叙事就本质来说仍是叙事,虽说这种叙事常被情感冲淡乃至淹没,但核心还是行动和行动中的主体。”事实上,增强对情感及无意识、潜意识等心理情境的建构,本身就是对诗词内涵的发掘与丰富,而这同样也是诗词视觉转换和话语生产的关键。在笔者看来,情境创造对那些原本就情感饱满的诗词而言并不难,但是对古诗词中大量的含事、咏事之作而言,就需要尽量从相对简单的事实、不完整的过程及面目不清的人物形象中,梳理提炼出“事”的内容与“情”的倾向来,有时还需要结合“小序”“史评”来辨析其创作背景、情感状态、心理世界,而后才能进行视觉情境的创造。

在视觉情境创造中,生产者需要以当代人的认知、记忆方式来创造视觉符号,凸显当代人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世界。例如,“乡愁”是中国古诗词中首当其冲、最显而易见的深层心理^[13],古代田园诗词场景描绘中,多以小桥、流水、农舍、小巷、夕阳、明月等元素作为意象,在进行情境创造时就需要结合当代地域景观和生活场景,对这些元素进行整合和创新设计,以唤起当代受众的浓浓乡愁之情。此外,还需要充分发挥视觉符号表达情感的功能,运用线条、造型、色彩、构图等赋予诗词意象更加丰富、易于感知的审美内蕴,同时也有助于诗词精神世界的建构与话语的传达。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避免古诗词的意境之美和崇高的精神世界被日常化、感官化的图像所解构。

古诗词视觉产品真正的高效传播,主要依赖于图像内在的秩序与意义的表达,而意义表达则落实于图像社交中形成的,由点、线、面、色彩、造型、物象、景观、空间等多种要素整合而成的语篇。有研究者探讨了图像如何帮助受众领会诗词中的情感,实现了隐喻和转喻价值^[11],但是并未对视觉语汇的话语生产进行深入探讨。从微观层面来看,古诗词视觉话语生产涉及与图像语篇相关的3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图像语篇如何与受众之间进行意义互动,以实现有效的信息输出; 二是话语生产者与接受者如何通过图像语篇建构的意义世界进行接触,以建构良性的、相互认同的人际关系; 三是图像语篇中的各类要素之间如何进行意义互动并建构相应的形式关系。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生产者充分考量各类视觉语言的意义与语法、图像语篇中的视觉要素的分工与组织,并依据受众对视觉语言的认知模式、审美偏好来建构语篇,才能真正将视觉语言与话语、情境关联起来。在这方面,当代认知诗学注重诗词审美中的认知经验与交际过程,并展开了多模态语篇研究^[14],为图像语篇研究提供了参照。同样,对话语策略的探索也需要遵循视觉语法、符号隐喻等规律,才能真正实现话语的文化认同与情感魅力。

目前古诗词图像语篇建构之难,不仅在于需要生产者对艺术设计、图像学与社会符号学、社会交互学、认知科学、系统功能学等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更在于前期对相关素材资源的科学分类和搜集、整理。其中,古诗词的文化基因发掘、美学风格分类及图形、符号与各种素材的系统采集,都涉及诗词文化、地域文脉、社会生态、文化语境等构成的复杂知识体系。此外,在对场景、角色、道具等的设计创新过程中,也需要基于各类视觉修辞手法对诗词意象进行分析和重构,基于各语言要素之间的意义互动来建构意境。

古诗词的视觉话语生产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过程,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从《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综艺节目,再到诗词类的流行音乐创制与旅游、文创等诸多领域的诗词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皆显现出古诗词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从目前来看,古诗词的资源转化规律还有待深入探索,而建构相关数字素材库的实际需求更为迫切,如何实现海量储备、高速分析、云端共享^[16]也是当下古诗词文化活化传承的关键,唯有在文化、技术各方面深入探索和积极创新,才能让古诗词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构筑当代人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