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维尔(John Banville)小说《海》讲述了中年丧妻的艺术史学家马科斯·莫顿(Max Morden)回到充满童年回忆的海滨度假小镇试图和过去的经历和解的故事。在格蕾丝一家曾经居住过的雪杉别墅里，他回忆起童年时期跟格蕾丝一家的交往，格蕾丝家双胞胎克洛伊和迈勒斯一起溺亡，以及妻子安娜病重直至去世的种种。五十年前、过去一年和当下三条时间线相互交织构筑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班维尔在小说中探讨了死亡、记忆、创伤、表达、自我等主题，在叙述中呈现出一种不可靠性。不可靠叙述这一叙事策略的运用让小说更具深度、复杂性和后现代性，同时也鼓励读者更积极地、更多层面地“补充、丰富、发展和完善作家的虚构世界”^[1]，从而使阅读体验更具乐趣，因为相比可靠叙述，“只有不可靠的叙述才能使‘讲述'变为对读者的‘暗示和挑战'，让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完成作者—读者间的双向互动”^[2]。

不可靠叙述是叙事学上的热门议题。布斯(Wayne C.Booth)^[3]在其1961年出版的著作《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第一次提出了“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这一概念，开创了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方法研究。在他的定义中不可靠叙述出现在“叙述者的讲述或行为与作品的思想规范(也既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不一致的情况下。布斯着重探讨了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叙述距离，在他的界定中，“不一致”常常出现在“事实”与“价值”两个维度上。布斯认为不可靠叙述是一种作者用来达成反讽的写作效果的常用叙事策略，并在1974年出版的《反讽的修辞》(A Rhetoric of Irony)^[4]一书中梳理了反讽形成机制，即不可靠叙述的生成策略。

费伦(James Phelan)^[5]作为布斯的弟子继承了这一修辞传统，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拓展，将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一并纳入研究，探索了不可靠叙述中隐含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布斯提出的两个不可靠维度上增加了一个维度，完善为“事实/事件”、“价值/判断”以及“知识/感知”三个维度。尚必武^[6]认为费伦在叙事伦理方面创新性地提出了“伦理取位”(ethical position)，将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手法研究带到了后经典阶段。之后费伦进一步厘清了不可靠叙述和缺陷叙述的差别，认为不可靠叙述是作者故意为之的:“在不可靠叙述中，作者、作者的读者和真实读者在对叙述的不可靠性上的认知是一致的; 而在缺陷叙述中，作者、叙述者和作者的读者是一致的，而真实读者却跟他们的认知不一致。”^[7]

正如胡王骏雄指出的:“作者精心构思运用不可靠叙述这一叙事策略，以求达到更好地表现主题意义的目的和审美效果，它早已先于读者阐释而存在。”^[8]小说的确需要在读者阅读和阐释之后才真正完成，但是在文学评论当中考虑个体的真实读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过分强调读者/受众认知对可靠性建构的决定性作用，容易使不可靠叙述者的讨论坠入没有参照坐标的相对主义陷阱”^[9]。因此本研究将不可靠叙述视为作者有意为之的一种叙事策略，从班维尔采用的具有明显不可靠特征的第一人称叙事、创伤叙事和写画三个方面来分析《海》中的不可靠叙述。

与文学史上经典的不可靠叙述者——疯子、儿童、擅长狡辩的罪犯等相比，莫顿的不可靠性显得没有那么典型。然而莫顿在叙述时显然还沉浸在丧妻之痛中，他苦苦挣扎在记忆和创伤之中，借助酒精的麻痹短暂地逃避过去; 他的叙述毫无预警地在不同的时间线上反复跳跃，经常是碎片化的、不连贯的和相互矛盾的; 他的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会突然爆发愤怒或陷入沮丧、绝望。因此，其不可靠性也是非常突出的，尽管不是故意为之，从某种程度而论莫顿仍然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

莫顿是一个典型的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他是冷漠的、疏离的，甚至是厌世的。其一生很大程度上受到童年父母关系不睦，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去了伦敦，以及眼睁睁看着好友格蕾丝家双胞胎溺亡的创伤事件，特别是后者的影响。同时叙述时的他还沉浸在陪同妻子从重病到死亡的创伤之中。在自我保护机制下，创伤事件的当事人对自己的创伤经历往往会逃避、否认和扭曲以减少创伤对自己的伤害，从而使他对创伤事件的描述带有明显的不可靠性。同时，创伤还会影响当事人对事件的理解和感受，让他对一些人一些事产生偏见; 创伤经历也会影响个人的表达，使其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感受，出现混乱、前后矛盾的叙述。显然莫顿人生中的两大创伤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叙述，使他在“事实”及“感知”两个维度上都出现不可靠的报道和解读。

与班维尔“艺术三部曲”中另外两个主人公一样，莫顿也常常无法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建立明确的边界，非常容易把自己的情绪、感受投射到别人身上，从而无法正确地感知、理解和叙述他人及他人的行为。在他误会了萝丝和格蕾丝先生的关系之后，萝丝成了“放荡的修女”，而格蕾丝先生则是“好色之徒”^[10]173。而且在他的叙述中他人常常表现为一幅幅由他解读的画作，从而在“感知”和“价值”维度上表现出不可靠的解读和判断。

再者，莫顿讲述的是他的回忆，而回忆本身就是不可靠的:“由于不可靠的记忆及个人所获取的不完整的材料等原因，人们无法确定地理解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使得每个人对自己的、微不足道的过去，都存在一部分认识上的盲点。”^[11]由于时间、衰老、酒精等因素的影响，莫顿的记忆更是常常出现模糊、空缺和混乱的状况。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和缺失的，他不记得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邀请进入雪杉别墅。就像蒙太奇电影一样，前一秒他还挫败地从雪杉别墅大门前转身离开，一个转场他就出现在了格蕾丝家的起居室里与格蕾丝太太单独共处一室。作为叙述者的自己也忍不住质疑“我为什么会一个人跟他们的母亲在一起?克洛伊在哪里?迈勒斯在哪里?”^[10]63这一回忆特征很好地呈现了莫顿在“事实”维度上的偏离。

综上所述，莫顿在“事实/事件”、“价值/判断”及“知识/感知”三个维度上都出现了偏离，因此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不可靠叙述者。

小说《海》的叙事结构非常复杂，班维尔在呈现小说主人公兼叙述者莫顿的不可靠性上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法，包括第一人称叙事、创伤叙事、写画、意识流、隐喻、自由间接引语等。相较于一些微妙的、需要仔细品味和反复研读才能发现的不可靠叙述文本标识，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创伤叙事和写画是最容易被读者捕捉到的，也最容易引起读者注意的。

班维尔在表现莫顿的不可靠性上首先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海》中的故事以主人公莫顿以第一人称视角描述自己少年时代经历格蕾丝家双胞胎溺亡，以及他中年时妻子因病去世的两件生命中的创伤事件展开。第一人称叙事天然地带有不可靠性，正如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12]所述，叙事者卷入事件当中是不可靠叙述产生的重要根源。因为在叙述者讲述自己的过往回忆的时候，主人公的价值立场自然会影响整个叙事，叙述者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自辩的境地。同时第一人称叙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极为有限的视角，读者只能看到莫顿“视野之内的事物和人物的外在言行，往往这些言行的真实可信度会存在偏差、甚至会出现彼此矛盾的情况，究其原因在于故事内叙述者的‘视角'有限，导致思想、行动乃至言语上的限制，从而出现叙事的不可靠性”^[13]。在莫顿的叙述中，在一次跟格蕾丝一家一起野餐时，他窥视到他迷恋的格蕾丝太太故意在他面前展露风情来诱惑他。同时他也用这段叙述为自己的移情别恋找了借口——这一行为让她跌落神坛——心安理得地爱上了格蕾丝的女儿克洛伊。“她注意到我的目光了么?那是心照不宣的微笑么?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转身闲闲地躺在岸堤上，头枕着青草蜷起一条腿。于是突然之间，我能窥见她裙底的风光，沿着大腿内侧一直到膝盖窝，以及那被白色棉布紧紧包裹着的丰满隆起……她扭动着抬高了膝盖，在丰满的大腿和臀部连接处出现了一个月牙形的折痕。”^[10]85但是显然读者会质疑这一叙述的可靠性，格蕾丝太太完全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在一个11岁的孩子面前故意这么做，但是受限于莫顿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读者也无法弄清格蕾丝太太是无意为之还是要诱惑别的什么人。直到小说最后真相才被揭晓，诱惑的对象是坐在莫顿身后的萝丝。也是直到那一刻莫顿才明白他误解了萝丝和格蕾丝先生之间的关系，而这一误解间接导致了双胞胎的悲剧。

小说的核心是莫顿童年目睹格蕾丝家双胞胎溺亡的创伤事件，在弗洛伊德^[14]看来创伤具有无法言说性——创伤很多时候只能被重复体验而无法作为过去的经历来回忆; 换言之，对于意识而言这是一段缺失的、无法言说的经验。所以叙述者对创伤经验的描述也只是一次次地让自己重新经历那个创伤事件，而非对创伤事件的真实再现。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和劳布(Dori Laub)^[15]在出版于1992年的《证词:文学、精神分析与历史中的见证危机》一书中对创伤的不可言说性做了更清晰的阐述。她们认为创伤通常源于某些突发事件，当事人不仅无法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也不能完整、清晰地记住它们。它们只是成了一些留在无意识中的记忆碎片，而所谓“证词”(当事人对创伤事件的叙述)正是这些记忆碎片的外化和呈现。由于现有的认知框架、心理结构、表征模式并不能有效地对创伤记忆进行整合，因此，由碎片化的创伤记忆所构成的创伤叙事往往超越了当事人的理性和阐释能力，并不能给出关于事件的结论。可见创伤叙事(证词)具有明确的不可靠性。

小说中创伤的不可言说性表现得非常突出，在童年场景的描述中时不时地跳出一段作为叙述者的“我”的感受，因为莫顿并不是在叙述童年经历而是在重复这一经历。正如莫顿的自述:“为什么在童年时代，每一件引起我兴趣的新事物都有一种诡异(uncanny)的氛围?所有的权威都说诡异就是似曾相识，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一种已知的东西以另一种形式回归，一个还魂者。”^[10]8叙述中的童年莫顿就是一个“还魂者”，一个重复这一经历的叙述者莫顿。在《海》的第一人称创伤叙事话语中，莫顿隐晦地承认自己在格蕾丝家双胞胎之死事件上是存在一定的责任的。而正是这种负罪感让他无意识地在叙述中不断地“修改他的故事，操纵事实进而操纵读者。他的独白就变成了与自己、与读者或者是不存在的第三者的对话，试图来为自己辩护”^[16]，以证明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在对双胞胎溺亡事件的描述中，一开始莫顿像是新闻报道一般客观和疏离。当双胞胎消失在海里时，描述开始变得不确定和模糊。他详细描述了跑来救助的男人的外貌，着装细节等，但是却只字不提他自己当时的思想感受。克洛伊投海之前到底说了什么?莫顿就在现场但他却说他一个字都没听清。莫顿说他一直想要问翡妃苏小姐(萝丝)是否对双胞胎的死心怀愧疚，其实这也是他想要问自己却没敢问的问题。正是这模糊不清的过去让他对自我的认知充满了矛盾和反复。

《海》中还充满了绘画性的表达，写画不仅是莫顿自我分裂的一种表现^[17]，还是他创伤性记忆的一种呈现，正如赫尔曼(Judith Herman)指出的创伤记忆本质上是意象性的:“创伤性记忆缺乏语言叙述和语境; 它们是以生动的感觉和图像的形式编码的。”^[18]莫顿在叙述他看到萝丝跟格蕾丝太太在一起的场景时写道:“记忆不喜欢动作，宁愿让事物静止不动。就像记忆中的很多场景一样，我把这一幕看作是一幅画面。”^[10]164而读者也会在后面了解到正是对这个场景的错误解读间接导致了双胞胎溺亡这一悲剧事件。

写画是指用文字语言描述视觉艺术作品，这是一种在媒体或艺术形式间进行的翻译，这个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叙述者的主观情感、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的影响呈现出不可靠性。雅克比(Tamar Jacobi)认为小说中的写画“把在不同媒介或艺术形式之间进行翻译的困难与在引用中管理引用的困难交织在一起……此外用文字引用或再现一件视觉艺术品是在一种传播行为中构建另一种传播行为。视觉话语中涉及的视角——画家与观看者——被重置为关于视觉话语的言语话语。因此在写画中，引用链从文学作者到叙述者到造型艺术家。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目的、技能、媒介、受众，有时还有更进一步的中介。因此写画叙述者相比其他的叙述者有更多的方式来背叛自己，与更多的规范(例如美学的)不一致，形成更丰富的反讽。”^[19]

莫顿在解读视觉作品时的主观性在他描述安娜给他拍的照片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首先表明自己那个时候是年轻帅气的，而且他的朋友们都表示照片把他拍帅了。但是他对自己的照片描述却是“我在那些照片上像是一个巨型的侏儒……照片似乎抓拍到了我逃跑被抓住的一瞬……我在那些照片上的表情无一例外都是迷人又谄媚的。我就像是一个害怕被指控犯罪的恶棍，明知自己确实犯了罪，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我笑得多么绝望和恳切，可以说是媚笑了，绝对的不怀好意……一张张又老又疲惫的骗子的犯人照。”^[10]129显然他对自己照片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负罪心理的影响，非常主观与不可靠。小说还详细描述了鲍纳尔的一幅画作《浴缸里的裸女与小狗》，并把安娜得病之后长时间泡澡与之类比:“她躺在那里，粉色、紫红色、金色，各种色彩交织幻动，像一位漂浮世界中的女神，虚弱、永恒，像生一样的死。”^[10]113这一描述和解读明显是受到了安娜当时重病垂死状况的影响，读者会忍不住怀疑这一描述到底是关于安娜还是关于画作?大量的写画叙事凸显了莫顿无法与他人建立真实的亲密关系，从而不能认识真实的自己和他人。

班维尔通过不可靠叙述的叙事策略构筑了一个突破了时间、生死、虚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质疑了语言的可靠性、记忆的客观性及自我的确定性。读者通过拼凑莫顿时而可靠时而不可靠的叙述来真正了解莫顿这个人，及他所经历的创伤对他的自我认知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他原本冷漠、疏离甚至有点冷酷的形象变得可以理解并值得同情了。班维尔借莫顿之口质疑了稳定的、独特的自我这一概念，认为自我是“出身和教养所赋予的情感、倾向以及接受的思想”^[10]160，即自我是由一个人的过往经历所塑造的。只有厘清了过往的经历、感受、认知，即对过去有了一个稳定的叙述，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自我。莫顿通过叙述终于能够理解并且接受了过去的创伤，与自己的过去和解，从而能正确地看待自己了。同时不可靠叙述的叙事策略也使小说更具可读性。读者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到文本意义建构中来，根据作者设置的提示完成故事和人物拼图。在不可靠叙述中，作者通过各种文本标识让叙述者的讲述成了读者解谜的提示和线索，对读者提出了认知上的挑战。通过让读者质疑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班维尔邀请他们参与到文本互动中来; 通过参与莫顿的身份建构过程，鼓励他们思考自己的主观性是如何影响他们对周边世界的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