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绵延5 000多年的精神命脉和文明根基，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现今，尽管文化创意产业兴起，但仍然存在着大量传统文化资源被搁置浪费、开发不足与不合理等现象，存在重形式轻内涵等问题。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是社会炼金术”这一理论，通过17—18世纪中国风壁纸的形成及其在英国的流行传播现象来挖掘传统文化资本运作的逻辑和规则，寻找文化资源的文化资本转化路径，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出口和创意开发。

在视觉艺术中，“中国风”一词描述了17世纪和18世纪在欧洲蓬勃发展的中国装饰风格，是基于一种幻想中的欧洲对“中国”风格的诠释。当时，在利益驱动下，政客、船长和贸易公司持续不断地沿着通往中国的路线前进以开启掘金之路，其中，中国风壁纸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出口的一种载体被视为神秘和异国情调之物，成了东西方交融、艺术与设计、贸易与品位混合掺杂的典型性中国全球性产品，并依照那时英国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参与竞争和利益分配。从时间演变来看，17—18世纪，中国风壁纸在英国流行贯穿。17世纪末，东方航线开辟，第一批中国外销壁纸在伦敦上市，价格昂贵(最昂贵的壁纸来自中国，价格是当地壁纸的7～10倍)，属于上层阶级的消费品。18世纪前半时期，中国风壁纸作为豪华装饰备受追捧，英国几乎所有壁纸制造印刷中都融入了中国元素，创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异国风情。在18世纪后半时期，约在1750—1765年英国的中国风壁纸流行达到了顶峰，在大多数中产家庭里出现，并与同样喜好轻盈与不对称的洛可可装饰艺术相互吸收与借鉴，具有奢侈装饰性、趣味性和非正式性，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求。

图1 白金汉宫的黄色会客厅
Fig.1 Yellow drawing room at Buckingham Palace

时至今日，英国白金汉宫的黄色会客厅里仍然能看到运用中国工笔画方式手绘而成的中国风壁纸(图1，图片来源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图2图4同)，荧光辉煌，颜色复杂。以上这一现象呈现的是英国对中国风壁纸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化过程，通过对中国外销壁纸等中国文化资源的文化资本引进和运作(整合和开发)，形成中国风壁纸来促进其经济市场的发展。事实上，这种消费代表着一种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经济场、社会场和文化场占据统治地位以带来利润和利益。

文化资本^[2]是一种形式的资本，皮埃尔·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提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形式，其中文化资本处于核心地位，主导着全球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分析，推动了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是17—18世纪英国新式消费(文化需求、精神需要的消费)得以出现的关键因素。皮埃尔·布迪厄把文化资本分为具身化的文化资本、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三种形式，认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也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并获取相应的利润和权力，是社会的炼金术。关于文化资本，众多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和探讨。黄剑^[3]认为文化资本是艺术场域中最为重要的资本形式，其最终的意义就是能够为占有者带来各种形式的利益，主要表现为它向经济资本、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换，不断创新求异就是一种制造文化资本稀缺性的方式。张意^[4]以文化与符号权力的关系为要旨，阐述了文化资本的社会学逻辑。思罗斯比^[5]将文化资本概念引入经济学，认为文化艺术品具有资本的所有特性。那么，中国风壁纸是如何在17—18世纪作为文化资本跨过国界，促进资本增值与扩张，出现全球化的呢?本文将紧密结合17—18世纪英国中国风壁纸这一流行现象和实际应用，聚焦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途径和方法等的研究。

文化资本转化是对文化资源的深加工，英国通过“从聪慧的中国人那里攫取精华”^[6]57来实现文化资本生产和再生产^[7]，挖掘文化资源内涵，使中华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出中国风壁纸。文化资本是以文化价值为内核，借助流通领域来实现文化资源的资本化。

从中国风壁纸的发展历程来看，作为文化资本的转化手段主要有直接引用、仿制和创新。其中创新设计增值性最高，即对中国外销壁纸进行再开发、再利用和再生产，是以一种“继承”方式进行创新设计，以保持竞争优势，创造一种资源，一种新的市场，从而为英国相关产业带来新的活力。创新设计并非局限于模仿，其逐步结合英国血统的设计和技术形成新的设计风格和技术成果。有研究者认为1700—1840年间创作的壁纸上很多奇异空想的图案、设计和肖像是对中国艺术存在理解偏颇，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跨文化设计，中国元素在生产中被重新配置。较为常见的是中国风壁纸中出现奇异的东方动植物，真假参半的风俗与人物设计，墙纸面板如图2所示，通过对中国生活的想象，经过元素提炼变形转换，设计变得更加具有装饰感，粗大的花卉，交错的树枝和假山，呆板的山丘，衣着中国服饰却具有欧洲式神态的人物^[8]。这些现象是文化资本创造出出奇制胜的机会来开拓市场，使作品与众不同，提升附加值，提升文化资本价值。在这个保留或转变过程中，文化资源是基础，通过消费、传播、设计开发、劳动加工和利用转化为中国风壁纸，具有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除内容设计外，在壁纸呈现形式规格尺寸上也进行不同的变化以迎合市场。尽管形式多样，但每一套中国风壁纸的产品基本上与英国屋子规格尺寸匹配，一般一套有25或40张，每张大约是12尺(365 cm)长、3至4尺(91至122 cm)宽，每套壁纸都是单独组合，设计各不同，通过粘贴、悬挂形成连续壁画装饰^[9]，在满足功用要求时使用方便。

图2 墙纸面板
Fig.2 Panel of wallpaper

进入新式消费，英国商品的消费不再只是为了功能性价值，而更看重其符号价值——社会地位和权力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这是消费需求点也是文化资本的增值点。从中国风壁纸在英国的流行现象来看，其主要具备异域性、神秘性、传承性、复合性和增值性等地域性人文价值，以及信息和娱乐价值、合拍性社会价值和增值性经济价值。文化资本价值形成的因素如图3所示。

图3 文化资本价值形成的因素
Fig.3 Contributors of cultural capital value

一是打造异域性。经济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反映文化资本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资本的异域性。英国利用中国文化打造中国风壁纸得益于中国文化资源的积累厚重，同时又能克服其国内文化产品生产雷同问题，注重差异化发展。从资本的角度而言，消费的益处是作为奇迹来体验的，不是对某一物品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需求^[10]71。中国风壁纸的流行部分是由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英国异国情调风靡，并且“希腊罗马令人日久生厌，我们转向中国智慧寻求灵感，欧洲艺术过于冷静平淡，唯有中华古国品位超凡”^[11]，这表明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具有一定的实效性，它需要不断地创新求异。并且，中英处在世界的两端，国度遥远、差异巨大，异国情调、富裕神秘等满足了英国人的求新求异需求。特别是中国风壁纸中展现的中国人物生活、人物故事、娱乐场景等，题材画面内容十分丰富，描绘中国日常生活和行业的各种景观场景。例如以仕女、儿童、官吏等风俗人物图案进行生活写照，背景一般是配有山水庭院，小桥流水人家; 人物活动涉及游园、狩猎、耕作、贸易、团聚、闲坐、过节、游园、宴乐品茶或侍花弄鸟等，体现出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祥和仁爱的生活景象，这些文化内涵与英国是截然不同的，布利克林大厅的手绘景观壁纸如图4所示。

图4 布利克林大厅的手绘景观壁纸
Fig.4 Painted landscape wallpaper at Blickling Hall

二是形成神秘性。道格拉·斯霍尔特(Douglas B.Holt)和道格拉斯·卡梅隆(Douglas Cameron)认为神话、文化密码是文化表述的构成元素^[12]。中国风壁纸依托的是中国强大的文化，中国风壁纸消费的是这种神话^[10]65或者是一种神秘感。让·鲍德里亚认为从消费尺度来讲，消费的不是对世界认识的尺度，也不是完全无知的尺度，而是缺乏了解的尺度^[10]11，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及对中国的好奇心，是对一切未知世界的热情与向往。托马斯·李(Thomas H.C.Lee)认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自己幻想中的中国，一个全属臆造的出产丝、瓷与漆的仙境，既精致而又虚无缥缈……这正是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13]伏尔泰说:“人们因教士及哲学家的宣扬，只看到中国美妙的一面。”^[14]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解释了文化资源资本转化产品与其他产品一样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性，因为社会变化承认和加剧了稀缺的丧失，中国风壁纸的衰退也成了一种必然。

文化资本既可以表明是对某一特定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和熟悉程度，也可以是对某种文化资源、信息咨询的接触与获取^[15]，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劳动累积过程。中国风壁纸中有一类主题是展示生产工艺流程，描绘不同产品的中国加工制造过程或是流程图，描绘了许多中国艺术品生产方面的技术和实践，包括呈现瓷器生产、制茶、丝绸生产等制造过程的壁纸，它对英国而言是“有用的知识”。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在他的《约克郡农村经济》中指出中国壁纸传达了有用的信息，“它画得非常准确，制图员非常熟悉它使用的用途”。18世纪的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称赞中国壁纸的“植物精确性”^[16]，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前馆长让·汉密尔顿(Jean Hamilton)比较了中国艺术家对植物和植物生命的逼真程度后认为中国壁纸是“科学作品的插图”^[17]1662。英国对这类中国风壁纸所呈现的各种文明和技术深深着迷，这也是中国风壁纸盛行的原因之一。

17—18世纪欧洲流行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流行场域重视奢侈和强烈的装饰主义，中国传统艺术与这两种风格合拍，品位相符，符合当时的主流文化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精神文化需求及当时社会发展场域。为达到合拍性，转化路径是运用创新设计手法对来自中国外销壁纸艺术进行分解，分析其中的技术、材质和设计，即生产与再生产是在中国外销壁纸的基础上，英国通过不同异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对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继承、扬弃与融合，结合消费对象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吸收其中一些灵感和素材或是改造其中的一些要素形成新的消费品，将艺术与技术贯通一体(图案艺术和物品造型渐渐转化为具有英国市场特征的一些艺术品)，以中国文化为依托，从中汲取文化创新发展的丰富营养，创造出富有历史底蕴及民族特色，符合其市场需求的中国风壁纸，从而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文化资本是一种增值资本，是作为竞争中的武器或某种利害关系被用来投资获利，行为者的力量大小、收获利益的多少，则与他们拥有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具身化的文化资本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的多少成正比^[18]200。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主要效用在于给个体带来超常价值，它能够为拥有文化资本的个体提供物质利益、符号利益、社会地位和权力等诸多益处。为将中国风壁纸文化资本最大化，英国这些改良版或者仿制版产品打上英国身份进行全球销售，推动商贸活动，成为英国人制造的装饰物，形成一种高品质和高地位的象征，打造英国不列颠身份(Britishness)，从而扩展了全球性的贸易。

无疑，文化资本的作用是产生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中国风壁纸的成功转换和流行传播的文化资本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及其所支撑的基本条件。商品文化资本生产逻辑如图5所示。

图5 商品文化资本生产逻辑
Fig.5 Production logic of commodity cultural capital

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一种物化资本，一种文化形式表现。诸如壁纸工匠文化中的工匠审美素养和工匠技艺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当中国风壁纸第一次出现在英国时，英国人不但被中国图案艺术的美和独特性文化内涵吸引而且被壁纸所呈现的中国高度文明所震惊^[17]1660。在色彩上，17—18世纪英国的壁纸是块印方式，色彩单一，中国外销壁纸色彩的耐久性在墙纸质量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画完施色之前，一般先用一层加矾的明胶刷在纸面上以防颜料渗透; 以极轻薄的动物胶为黏合剂; 所用天然颜料有靛蓝、朱砂、赭石、铅白、藤黄、石绿、石青、胭脂虫等，色彩鲜艳、精美、精准、通透、复杂且不易褪色，与西方原有厚、晦浊的壁纸迥异。在材质上，主要运用棉麻、绢和丝绸混纺、桑树纤维等制成的薄纸层组成，质地平滑细腻^[9]，与英国原有的壁纸和挂毯相比，中国风壁纸质地柔韧，轻便牢固，适宜着墨染色等各种技法表现。在工艺上，中国风壁纸的典型特征是运用手绘、结合丰富的中国传统工笔重彩来双勾填写，运用无重复图案通过气韵生动、蜿蜒连绵的线条与着色技巧进行精细的细节刻画。这与英国机械化粗糙的生产技术形成鲜明的对比，展示出了精湛高超的艺术水平。以上这品质三要素提高和丰富了英国本土壁纸的制作标准。艾伦·肯尼迪·约翰逊(Ellen Kennedy Johnson)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跟中国风壁纸装饰整个房间所呈现的艺术性、图案的非重复性和手绘景观壁纸面板展示相媲美^[19]。

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具有更多的伪装”，具有象征性，而象征性功效是文化资本中最有力的原则^[18]197。消费者通过中国风壁纸消费来展示自身体面和品质生活，是自我的一种知识文化品位和惯习表现，展示自己的文化能力和社会地位。让·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由物质消费变成了精神消费，文化资本的稀缺性和象征性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共同点。一是资本的稀缺性，“物以稀为贵”是文化资本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风壁纸从设计制作到交货长达18个月，时间漫长，市场上流通数量有限，消费对象主要是英国皇室和贵族们。这种消费是稀缺性消费，创造了稀缺的文化资本，保证了价值，在有阶级划分的英国社会中保障利润^[18]196，这是文化资本的关键价值所在，提升社会属性(一种内在认同和外在区隔性)。二是资本的象征性，人们拥有的最大的财富不是功用性的塑形物，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这解释了为什么布莱顿皇家行宫中的内部装饰大量运用中国风壁纸是一种身份、符号的操纵^[18]244。18世纪末，随着工业化的生产，文化资本的生产者不再集中于特定的群体或阶层中，中国风壁纸的消费也逐步囊括了具有一定经济能力和注重文化修养的个性化私人定制生活方式的消费群体。英国人以拥有一间中国房间为自豪，平民阶层对这种时髦风格的追随为的是与上流社会沾上边^[18]243以提升社会地位和品质生活。从另一个角度而论，随着商品的普及，也表明商品流行到了峰值，意味着这种文化资本稀缺性的逐步消失，展现了商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生命周期的一般规律，体现了中国风壁纸具有其文化生产的时效性、现实性、大众化，丰富了当地的文化需求，成为当时英国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提升了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和社交层次。

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一般指教育机构发放的证书及获得的荣誉和光环等，即在社会上被广泛认可的凭证。17—18世纪尚无文凭或是证书，但中国处于康熙乾隆盛世，国力强大，民间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在诸多方面赶超欧美。英国与其他欧洲人持有一致的中国观:十八世纪的中国属于高尚的社会，人们乐观地快乐生活，是文化、艺术、精神的典范，是“伦理规范、和谐共融与美德风度的化身”^[20]，是他们所向往的国度。中国风壁纸带有中国的优秀血统，带有中国的身份，具有权威性，被全球所广泛认可和肯定，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呈现着中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要素，具有中国高端资历，是一种有声望的文化资本。另一种权威性表现为传播者的权威性。英国在中国的传教士等属于权威群体，其选择中国风壁纸向其受众传播，是对中国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也表明中国风壁纸是具有权威性的文化产品，中国风壁纸在英国当地的流行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中国风壁纸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化路径很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本文运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从社会学角度和经济学角度来解析17—18世纪中国风壁纸在英国流行现象。研究发现中国风壁纸为英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化资本，英国通过模仿、借鉴和创新，利用文化资本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以及神秘性异域性等进行汲取、转化、创新，展示了资本转化的一般逻辑、规则和路径。中国风壁纸的流行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开发利用的再思考，有助于彰显文化自信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