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冲击下,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保证劳动者就业和收入水平,是国家“六保”“六稳”工作的核心要求,也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冲击下,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进程不断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孕育了层出不穷的新职业。新职业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繁荣了市场也创造了就业岗位,具有稳增长、稳就业的重要作用,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1]。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各类经济新业态快速崛起,一批工作内容新颖、工作模式多样的新职业相继涌现。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联合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5批次共74个新职业。2023年2月末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 400万人,成为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职业的产生和发展是技术进步、市场结构调整、教育发展、全球化和创新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厘清新职业产生和快速发展的背景和内在规律,对于重视和支持新职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职业是人类为获取主要生活来源所从事的工作。合理的职业分类,必然是适应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实现劳动力资源最优配置的^[2]。中国的职业分类发展可以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早在1982年,为适应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需要,国家统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职业分类标准》,将全国职业分为八个大类、64个中类、301个小类。199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标志着我国职业分类体系的基本建立。这部职业大典仍保留八个职业大类,但类别有所调整,补录了当时的新兴职业,共收录了1 838个职业。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我国的职业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产业、服务业领域的新职业不断涌现,部分传统职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为适应这一变化,人社部等部门重视职业分类补充修订工作。一方面,与时俱进修订职业分类大典,21世纪以来,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05(增补本)》,收录了77个新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共收录1 481个职业,较1999年版删减了357个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共收录1 636个职业,较2015年版增补了155个职业,并首次增加了“数字职业”标识。另一方面,在未修订职业分类大典的年份,也在不断增补发布新职业种类,比如2019年至今,人社部陆续向社会发布5个批次74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也被收录在2022年版的职业分类大典中。

从职业分类大典的分类变化中可以看出新职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科技、产业结构等的变化而新生或消亡^[1]。从总体来看,新职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全新的职业,是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等变化产生的新的工作; 另一类是在传统职业基础上的更新,是由职业活动内容的延伸演化产生的工作^[3]。中国新职业的变迁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私营经济的崛起、外商投资和外贸的增长,“个体户”“外资企业经理”“翻译”“农民工”等成为当时的新职业; 二是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服务业的发展,出现了“程序员”“网页设计师”“网络营销师”“健身教练”“咖啡师”“营养师”“宠物医生”“理财师”“月嫂”“美甲师”“调酒师”等新职业; 三是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绿色经济、文化娱乐产业等的发展,出现了“数字化管理师”“网约配送员”“碳汇计量评估师”“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电子竞技员”“民宿管家”“易货师”“带货主播”“人工智能训练师”等一大批以数字化、智能化、个性服务为基础的新职业。

归纳21世纪以来所出现的新职业,它们具有如下典型特征。

一是新职业的出现在行业上相对集中。整理近年发布的新职业类别不难发现,新职业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许多新职业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5G技术的普及使用,我国将进入万物互联的智能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数字化、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是中国促进新质生产力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为新职业不断涌现和蓬勃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呈持续上升态势,涉及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服务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需求的细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方式的创新多样化,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发展成为孕育和发展新职业的沃土,集中产生了大批城乡居民服务业、健康养老咨询服务类新职业。

二是新职业的产生在地域上分布不均衡。城市是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集聚地,更容易产生新职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群是我国新职业的集中地。在新职业学习从业人数方面,2020年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阿里巴巴钉钉发布的《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广东、浙江、北京、河南、山东、陕西、江苏、上海、河北、湖北、四川等11省(直辖市)学习新职业的人数位居前列。在新职业薪酬方面,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智联招聘与美团点评联合发布的《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显示,新职业人群平均薪酬位列全国前十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杭州、南京、苏州、深圳、广州、武汉、成都、天津,主要是一二线城市。由此可见,新职业的出现和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新职业快速发展的必要土壤。

三是新职业从业人员年轻化、高学历、高薪酬。我国新职业从业人员中,“80后”“90后”“00后”是主力军,青年一代职业理念不同,就业意愿更加灵活,追求“职业自由”,是新职业的劳动力基础。据《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80后”“90后”是新职业的主力军,占比达83%。《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显示,随着生活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兴起大批新职业,因其工作时间自由、灵活度大、收入高等因素,吸引一批高学历人才的加入。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新职业从业人员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同比2018年上升了2.11%。而据《2018年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数据显示,60.27%的新职业从业者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34.56%的新职业人群月收入超过8 000元,52.85%高于5 000元,而28.57%的宠物医生月收入高于2万元。新职业高薪是市场对专业化人才的肯定及对高素质人才的渴求。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分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紧密相关。劳动分工越细,专业化水平越高; 专业化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分工细化。劳动分工的细化催生新职业,新职业促进产业专业化发展,提升技术、劳动力、产品和服务等专业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带来市场规模扩张,市场扩张促进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4-6]。这样的循环演进机制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新职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单一,当时的职业主体由“工、农、商、学、兵”构成,相对单一^[7]; 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发展,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由1978年的27.7:47.7:24.6转变为2021年的7.3:39.4:53.3,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曾经“吃香”的职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水暖工”“金融理财师”等一系列工业、服务业方面的新职业应运而生。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应用,信息化不断向实体经济渗透,传统产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碳排放管理员”“健康照护师”“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各类新职业快速兴起。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化,我国的职业分类推陈出新,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消费需求形成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进一步引导产业结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的变化推动新职业的产生^[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逐步升级且呈现多元化趋势,人们的消费需求正从“有或者没有”转向“好或者不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的前提下,新体验、新的消费需求被不断地挖掘,居民的消费偏好发生改变,精神消费需求日益旺盛,消费结构随之升级变化,信息消费、文化、旅游消费等成为新热点。在此背景下,消费方式创新发展,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的消费提质扩容为服务业领域的新职业生成提供了沃土。“健康照护师”“整理收纳师”“调饮师”,以及职业大典中未收录的“宠物照料师”“自律监督师”“制云师”等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一大批新兴职业悄然兴起。

由此可见,新职业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在移动互联时代,精准服务细分市场,“只要你有需求,只要我能提供”,最终都将匹配发展成新的职业。

就劳动者个体而言,从事什么职业是个体在资源稀缺性约束下的理性就业决策。一方面,随着社会变革和市场化推进,劳动者拥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自由。例如,数以亿计的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选择了进城务工,出现了“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既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改善了农户收入。另一方面,随着零工经济、劳动力多样化等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迁,居民的生活方式、工作模式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就业理念、从业方式、职业认同及管理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明显转变,呈多元化趋势^[9]。在职业选择和发展中,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到如今的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行业、由个人爱好选择职业的“爱一行干一行”^[10]。

由此可见,社会进步使得更多劳动者“抛弃”了职业偏见,“职业无贵贱,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社会所需要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职业理念的转变为新职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职业的出现丰富了我国职业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的巨大需求。新职业不仅是职业内涵的更新,还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就业形势、雇佣关系和就业心态等多方面的改变^[11]。新职业的发展过程通常涉及多个阶段。这些阶段可以因具体职业而异,但通常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步骤:市场需求的识别、早期领域的开拓、教育与培训、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的建立、官方认可与法规制定、市场饱和与进一步发展。当然,新职业的发展并不总是按照上述清晰的阶段进行,而且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新的职业机会和挑战也会不断出现。

一是缺口较大,供给不足。新职业是劳动力市场的源头活水,但目前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上存在很大缺口。一方面,人工智能、数字化、物联网、现代服务业等产业是中国经济提质升级的新动能,近几年诞生的新职业也集中在这些领域,产业、职业的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源。《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未来5年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庞大。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物联网行业、大数据行业、云计算工程等人才供求比例严重失衡,人才需求缺口总量超过2 000万人; 数字化管理师的市场需求量和从业数量将呈现井喷式增长。家政、健康照护等服务类人才供给也存在巨大缺口,据统计,当前我国养老护理员的市场需求约为600万人,而实际从业人员不到40万人。另一方面,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较大,人社部公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百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高级技师、技师需求缺口较大。与去年同期相比,市场中各技术等级的用人需求有所增长,其中高级技师、技师的用人需求增长幅度较大。

二是管理不规范,保障不完善。新职业的出现创造了大批新的就业岗位、吸纳劳动力就业创业,但是,由于就业灵活性较强,现有政策无法满足新型就业形势和劳动组织关系的需要。一方面,职业认定工作滞后,没有适时合理认定、收录各类层出不穷的新职业。从职业规划和发展角度来看,将新职业纳入职业大典目录可以促进其更合理、更高效地发展,也有利于对从业人员、行业发展等进行规范管理。例如,阿里巴巴新职业报告显示,2019年阿里平台诞生了超过100种新职业,目前大多数并未被正式认定收录。另一方面。一些劳动用工问题也逐渐产生,如劳动法律关系、管理手段、适用劳动标准、社会保障政策、技能教育培训等存在不明确或不确定性因素,新职业从业人员也无惯例可依。这不仅不利于新职业从业者自身劳动成果与职业权益的保障,同时也为人社部门的监管带来极大的挑战,不利于新职业的类型扩充和人才队伍建设。

三是社会接受度、认可度较低。在市场需求识别和早期开拓阶段,新职业面临社会认知与接受度不高的挑战。一方面,新兴行业往往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行业规范,新职业可能不完全符合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从而导致新兴职业可能不为公众所熟知或被误解,其社会地位和价值被低估。另一方面,新职业在发展过程中带来了就业方式、劳动关系等的变革,新职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面临挑战,尤其在“零工经济”和自由职业者中,可能没有传统工作保障,如健康保险、退休福利或工伤保险等,并可能面临维权渠道窄、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

四是发展路径尚不明晰,职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有待进一步探索。一方面,新职业通常对应于某种新兴技术或市场需求,需要新的技能和知识,而且新职业可能需要跨多个学科或领域的知识,这可能超出了现有教育体系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些新职业可能是由于技术创新或短暂的市场需求而产生的,随着技术快速更新和市场需求变化,可能导致这一类新职业的长期稳定性受到挑战。此外,与传统的雇佣关系相比,新职业,特别是自由职业和独立承包商,可能面临更加不稳定的收入。因此,新职业的职业稳定性和收入稳定性都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新职业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培育适宜其发展的“沃土”,还要不断补充让其长得更好的“养料”,对应的建议如下。

劳动者的职业选择、职业流动、职业准入、职业教育等都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要让新职业成为创新的驱动力。2020年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指出,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间灵活就业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社保缴纳、薪酬激励等政策制度。而实际上,新职业带来了就业形势、雇佣关系和就业心态等多方面的改变,而现有就业、社保等政策制度难以与之相匹配。促进新职业良性发展需要遵循行业发展规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等来保障劳动者权益。目前,需尽快研究修订《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就业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完善关于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的内容,明确包括新职业从业者和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劳动关系、权益保障、职业培训等在内的权利与义务,为新职业从业人员就业权益、社会保障权益和劳动保障权益等提供法律保护。此外,合理引导企业或者机构规范用工行为,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一个职业的确立,并不只是确定新职业名称并将其纳入职业分类目录,还需要确立新职业的从业资格、技术标准、工作条件等的内在规范,以保证从业者行为的合法^[3]。人社部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现有职业资格评价机构6 314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30 315个,职业资格评价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评人员64.4万人,全年共有1 466.5万人次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1 234.3万人次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中35.6万人次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促进新职业良性发展需加快建立新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完善技术标准,让从事新职业的技能人才明确学习目标与动力,提升水平认可。目前,已颁布了农业经理人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其他技能类新职业的技能标准开发工作已列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工作计划(2020—2022年)》; 人社部继续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新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经评估后及时上升为国家职业标准。另外,新职业的良性发展,需加大与新职业相关的场地、资金、技术、数据、模式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形成新职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和民间组织为新职业成长提供资金和动力支持; 需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破除阻碍新职业形成和发展的传统行业或地区保护等各种羁绊^[4]。在鼓励引导新职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也要强化对新职业的监管,尽快制定完善职业准入条件和职业技术标准,科学合理监管。

新职业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职业的良性发展需注重人才培养。2021年4月,人社部印发了《关于加强新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要求大力开展新职业培训,修订技工院校专业目录,增设与新职业对应的新专业(项目),加强新职业人才培养; 广泛组织新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就劳动者个体而言,虽然形势不断变化,但面对新兴职业,一方面要保持学习的习惯,提高自身工作的专业性,保持与新职业连接的能力; 同时也要具备对经济、产业变革风向的敏锐与自觉,就业观念与时俱进,主动适应新职业。就教育部门而言,应将国家战略发展、地方产业发展实际及自身建设的目标定位相结合,以各产业行业的发展趋势与需求为依据,灵活地调整人才培养的结构和规模,增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间的匹配度。就政府部门而言,一方面可以开展新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各类人力资源培训企业的发展,探索灵活多样的培训与服务方式,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加快健全新职业培训体系建设;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促进人才培养、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重要作用,增强新职业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