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等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较快,1980—2022年高等教育规模从114.4万人增加到4 655万人,40年间增长近40倍,在全球所占的比例提升了7倍左右。然而,受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省份、区域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为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需对中国省域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进行评价,从实证角度把握高等教育现代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这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并为国家制定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高等教育现代化极具中国特色,国外几乎没有直接论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化内涵、高等教育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及高等教育的质量等方面^[1-3]。国内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层面:一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主要包括对特征^[4]、内容^[5]、发展过程^[6]等的阐述。二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路径,研究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人类社会交往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政治、经济、育人三维度驱动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7-8]。三是高等教育指标体系的构建,大致可分为四个方向:1)研究高等教育质量,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理论框架,构建包括“要素-能力-功能”的测度量表^[9]; 2)研究高等教育竞争力,从CIPP(context,input,process,and product curriculum evaluation mode,背景、输入、过程、结果评价模式)角度或从资源-效益角度构建高等教育评价指标体系^[10-11]; 3)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效率,从投入、产出维度构建高等教育评价指标体系^[12]; 4)研究高等教育空间差异,兼顾个体、组织、社会层面,从入学机会、教育条件、办学质量、创新驱动、社会贡献五个维度来构建高等教育评价指标体系^[13]。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性研究,但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尚未统一,同时缺少完整、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是定性研究较为丰富,但定量研究并不全面,主要从高等教育的质量、竞争力、效率和空间差异等角度去测度,缺少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的评价。因此本研究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高等教育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特征出发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评价、分析省域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并对其时空差异进行剖析。

高等教育现代化程度在整个教育现代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进行定量评估,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研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14-15],从办学规模现代化、办学条件现代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社会效益现代化四个维度来构建高等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办学规模现代化:办学规模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的直观体现,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1年的26.9%提高至2021年的57.8%,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本研究主要从学生规模与学校规模两方面来衡量各省份的办学规模程度。

办学条件现代化:办学条件是指高等教育领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和社会效益,是教育发展的关键。本研究主要从师资力量投入、信息化设备投入和经费投入三个方面进行量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国际化程度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指标和核心要素,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必须融入国际竞争的大环境。国际化水平从师生、科研、办学三个方面进行测度,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具体测算指标仅包括外国留学生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

社会效益现代化: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技等多重任务,社会效益体现了教育的影响力和成就,反映了高等学校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主要从科技成果和人才输出两方面来衡量。

依据上述分析,并以科学性、代表性、数据可获得性等为原则,共选取8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来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为避免主观因素干预实证研究的结果,采用熵权法测算各项指标权重。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随后进行线性加权计算综合得分,最后采用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优劣解距离法)法进行排序。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为消除量纲的影响,对正、负向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后的指标取值范围为[0,1],为避免出现数值为0的情况,将无量纲化后的数据全体向右平移最小单位值0.000 1,以保证后续的计算意义。

式(1)中:Y_ij为省份i的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X_ij为省份i的第j项指标数值。

第二,计算信息熵:

式(2)中:P_ij为第j项指标下省份i的特征比重,; r为年数,r=11; m为地区数,m=31。

第三,计算各测度指标Y_ij的权重:

第四,构建测度指标的加权矩阵:

R=(r_ij)_n×m,r_ij=ω_jY_ij。

第五,根据加权矩阵R确定正理想解V⁺和负理想解V^-:

V⁺=(V⁺₁,V⁺₂,…,V⁺_m)={maxV_ij|j=1,2,…,m};

V^-=(V^-₁,V^-₂,…,V^-_m)={minV_ij|j=1,2,…,m}。

第六,计算每个评估对象与正理想解V⁺和负理想解V^-的欧氏距离:

第七,计算评价对象的相对贴进度:

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剖析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空间差异及来源。Dagum基尼系数是用来测度区域间差异的一种方法,为克服传统基尼系数无法解决的地区差异和交叉重叠等问题,Dagum将总差异G分解为组内差异G_W、组间差异G_nb和超变密度G_t三部分,对差距来源具有显著的解释效应^[16],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4)中:y_ji、y_hr分别为j、h地区内i、r省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 y^-为各省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均值; n为省份个数; k为划分地区数; n_j、n_h分别为j、h地区内省份数。

式(5)中:f(x)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x的密度函数; K(g)为核密度函数; N为区域内省份数; x_i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 h为带宽,其大小决定密度函数的平滑度。本研究选用高斯核密度函数进行估计:

式(6)中:x_i、x_j分别为区域i、j的观测值; n为区域单元数; ω_ij为空间权重矩阵; s²为按权重计算的空间变量的方差,; x^-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均值,。

用标准化的正态统计量进行显著性检验,标准化公式为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能够揭示研究对象的局部特征,通过局部莫兰指数I_i来表现不同地区空间特征的异质性,它主要通过莫兰散点图和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集聚图来分析局部区域与其相邻区域的空间相关性,其计算公式为

本研究选取2011—2021年中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31个省(区、市)相关数据进行测度分析,以探究“十二五”“十三五”及“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各省(区、市)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其中,2021年的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来补充完整。

借助熵权-TOPSIS法对2011—2021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指标数据进行赋权(表1)和线性加权,测得考察期内的综合指数,见表2。鉴于2011、2016、2021为“十二五”“十三五”及“十四五”开局之年,2013、2018年为“十二五”“十三五”的中期节点,2015、2020年为“十二五”“十三五”收官之年,故表2仅列出2011、2013、2015、2016、2018、2020、2021年的综合指数。

表2 2011—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的综合指数
Table 2 Comprehensive index of modernization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总体而言,“十二五”期间全国均值仅为0.179,多数省份综合得分都低于0.200,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较低,“十三五”期间全国均值增长至0.237,较“十二五”增长32.46%,2021年有12个省(区、市)综合得分超过0.250,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有长足的发展。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的建设水平始终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各个阶段均落后于其他地区,呈现区域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不平衡性; 从发展速度看,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最快,其次是西部地区,平均增长率达到31.45%,仅落后2.75百分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有较为明显的提升,而中部地区平均增长率普遍低于其他地区,表明各区域的发展水平差距有所缩小但差异仍存在。

具体来看,北京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始终居于首位,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和山东这些位于东部发达地区的省(区、市)稳定在前六位; 中部省(区、市)大多位于中游,仅山西排名稍微落后; 排名靠后的省(区、市)主要集中在西部且相对固定,如宁夏、青海和新疆等。从增长率来看,西部的广西、重庆和陕西增长率超过40%,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但西藏、青海的增长率仅有7.55%,说明西部地区内各省(区、市)发展差异增大,仍是建设的重点; 中部地区各省(区、市)增长率均在30%左右,处于稳步上升阶段; 东部地区各省(区、市)增长率都不高,仅有江苏、浙江和广东增长率超过40%,多数省(区、市)增长率在30%左右。这可能由于京津冀地区的教育资源、规模和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平,导致其增长速度趋缓。

借助Dagum基尼系数来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来源,见表3。

表3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来源
Table 3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ources of modernization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总体而言,“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全国基尼系数稳步上升,从0.293增长至0.302,2019年开始下降,这说明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差异较为明显,随着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实,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得以有效缩小。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率由大到小依次为区域间净差异、区域内差异、超变密度,说明区域间净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贡献最小,区域间净差异贡献较大,在2011—2021年间二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表明存在一定的极化现象。

区域内差异:从整体看,东部、西部、中部的基尼系数依次呈增大态势,这说明东部地区内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差异大于中、西部地区; 从演变过程看,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西部地区逐渐上升,中部地区维持在稳定的范围内波动。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差异逐渐缩小,西部地区内各省(区、市)高等教育现代化差距逐渐增大。究其原因可能是国家实行西部计划等战略,西部地区部分省(区、市)得到大力发展,进而出现西部地区内部发展不均衡。

区域间差异:从整体看,东部-西部的地区间差异明显大于东部-中部、中部-西部; 从演变过程看,各地区间的基尼系数均呈现“十二五”期间略有下降、“十三五”期间逐渐上升、2021年显著下降的变化趋势,各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借助高斯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及东中西部区域部分年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进行分析,考察其空间差异及动态演进,核密度图见图1。

图1 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及东中西区域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核密度图
Fig.1 Kernel density map of modernization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31 provinces(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 regions

图1(a)为考察期内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从分布位置看,分布曲线逐渐向右移动,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逐渐提升; 从分布形态看,分布曲线的主峰高度呈下降趋势且宽度逐渐拓宽,说明中国各省(区、市)高等教育现代化呈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和分散特征; 从分布延展性看,分布曲线存在右拖尾现象,并逐渐拓宽,说明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高的省(区、市)与低水平省(区、市)之间有较大差距; 从分布极化现象看,分布曲线由双峰向单峰过渡,说明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多级分化现象得到较好的改善。

图1(b)、(c)、(d)分别描述了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从分布位置看,各地区的分布曲线与全国整体分布曲线均右移,各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其中,西部地区自2018年以来,曲线中心略向左移,说明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动力稍显不足,有所滞缓; 从分布形态看,东、中部地区的主峰逐渐下降,西部地区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2011—2018年快速下降,2019—2021年缓慢上升; 从分布的延展性看,东、西部地区略呈现右拖尾现象; 从分布极化现象看,东部地区分布曲线由双峰向单峰转变,极化现象消除,中部地区无极化现象,西部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说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省域差距在逐渐扩大。

综上可知,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发展水平呈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通过计算高等教育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得到2011—2021年的全局莫兰指数估计值I及其显著性情况,以分析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是否存在空间差异及空间关联,结果见表4。估计值I均为正值,且在0.05、0.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效应,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即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高水平与高水平聚集、低水平与低水平聚集的现象。另外,估计值I在2011—2018年呈上升趋势,空间自相关性在增强,2018—2021年逐渐下降,说明空间自相关性在减弱,但依旧存在稳定的空间相关性。

为进一步判断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的聚集情况,绘制LISA集聚图和莫兰散点图进行分析,局部空间集聚分布结果见表5。从空间维度看,东部经济发达省(区、市)大多位于高高集聚区,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中部地区以低高集聚区为主,可利用高高集聚区的辐射作用,促进自身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 西部地区大多数省(区、市)处于高低集聚区,造成西部地区内部产生极化现象。从时间维度看,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空间格局相对稳定,仅少数省份发生空间变动。2021年安徽从低高集聚区迁移至高高集聚区,究其原因可能是受到江苏、浙江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湖南在2016年迁移至高低集聚区,但状态依旧不稳定。全国超80%的省(区、市)位于低高、高低、低低集聚区,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4 2011—2021年的全局莫兰指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情况
Table 4 Estimates of global Moran's index and its significance, 2011-2021

表5 2011、2016、2021年高等教育现代化局部空间集聚分布结果
Table 5 Distribution results of loc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in 2011, 2016 and, 2021

本研究从办学规模现代化、办学条件现代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社会效益现代化四个维度来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对其进行时空比较分析; 利用Dagum基尼系数对全国及三大区域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差异进行分解,解释其差异来源; 借助核密度估计和莫兰指数分析发展的时空演变,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从总体发展水平看,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在2011—2021年间稳步上升,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东部地区保持领先地位,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但发展速度较快。

第二,从区域差异角度看,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呈倒“V”形趋势,东部地区内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差异大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内的差异在逐年增大,各区域间也呈现空间非均衡态势。区域间差异仍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第三,从动态演变视角看,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集聚存在两极分化特征,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中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低高”集聚,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高低”集聚,其中,西部地区的分化现象最为显著。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秉持教育现代化理念,夯实高等教育现代化思想基础。首先,在实践层面促进教育现代化理念的深化与提升。通过制定大学战略规划、加强高校绩效管理、培养教师专业素养、发挥学生主体地位、优化协同治理等高等教育基础层面的现代化问题,将教育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以期实现办学规模和办学条件的现代化。其次,坚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理念。国际先进高等教育水平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因此,要积极融入全球化的教育体系,通过拓展国际交流渠道、增加留学生和外籍教师比例、开设国际化课程、开展科研项目的合作等措施,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最后,坚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理念。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通过可持续地培养人才来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通过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协同体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二,各省域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因地制宜”,并充分考虑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制定区域协同发展策略,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首先,充分发挥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示范引领作用。一方面,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要进一步增加非本地生源招生计划,广东要积极推进与粤港澳高校的合作交流,打造粤港澳科研发展平台。另一方面,东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还不够高的个别地区,如天津要调整学科与专业结构,并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国家进行深入的教育交流; 海南要培养国际教育人才、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与港澳台开展科研项目合作。其次,维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势头。一是通过加大西部教育政策倾斜支持力度,如贵州要大力实施整体提升教育水平攻坚行动“七大提升工程”,云南要贯彻实施《云南省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强化西部高等教育教学基础、提升教育质量,构建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 二是加快西部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以陕西、四川为战略基点,搭建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强化东部辐射带动作用; 三是借助区位优越性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协同互动,使陕甘宁青成为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的重要节点,云南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最后,加快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增加教育资金以保障支持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调整人才培养结构,以适应中部经济发展模式,解决人才流失问题。此外,中部地区的山西、安徽要积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引进高科技人才,优化高校师资队伍结构,以缩小地区间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