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本科院校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纵向深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通过合并升本、转制升本、民办升本和独立建本等多种方式大规模向地市级城市布点建立起来的本科层次高校^[1],在发展进程中后发优势与劣势并存。随着产教融合愈加深入,大学与城市共生日渐成为地方本科院校困境求生的突破点,也是极受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有研究者引入“三重螺旋”创新模型^[2]、生态学共生理论^[3]、“四重螺旋”^[4-5]等典型理论对大学与城市共生关系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探讨,以解构的方式探查到政、企、校是校城共生关系的主要支柱,但多存在主体“均质化”、主体关系“单向化”,忽视了主体关系的重要性及主体间的相互作用。Bender^[6]、张德祥等^[7]、杨志卿等^[8]从互动的视角分析了大学的性质和使命、国际化及社会制度、经济、地理、文化等因素对校城共生关系的影响; 也有研究者建议通过增强制度信任、强化合作管理、创新利益分配^[9],建立“大学-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合作机制^[10]、“共识-认同-互信-共创”的文化融合互动机制^[11],全方位推进大学与城市在人才、经济、社会、文化和城市发展上的战略共生关系^[12]。上述研究多聚焦于研究型大学与国内外大都市的互动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对地方本科院校与中小城市未必适用。为此,笔者将从优势和劣势两个角度分析地方本科院校的特殊性,并基于此设计“校城共同体”的基础结构、外部环境及内外部运行机制,用以观照校城共生发展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构建策略。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饱受“夹缝里求生存”之苦、“螺蛳壳里做道场”之累和“马太效应”之害,其创新性可持续发展举步维艰。

截止到2018年底,地方本科院校几乎占据了中国本科高校的半壁江山,但在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中,它们既受“双一流”高校和省级重点大学的“压”、老牌本科院校的“挤”、高职院校的“顶”,又受同类院校的“比”,承受着“劣汰”的巨大压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l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修订的1997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地方本科院校属于5B系列,现实却归在5A系列管理,与之相应的培养规格也介于5A与5B之间,而在2011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应用型高等教育又被定义为一种本科层次的专业性技术型人才培养活动,从属于职业教育体系,似乎在第6、7、8级中的“专业型”中都能争取到一席之位^[13]。这种身份的不明朗化及趋利避害的战略选择导致“发展的主体性”陷入困境,在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中,对市场的影响力也难以显现。

地方本科院校历史短、基础弱、底子薄、先天禀赋不丰,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囿于强制性权威、模糊性目标及不确定性技术,地方本科院校在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14]三种机制的交互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同:办学模式发生“学术漂移”,地方根植性不强; 学科建设缺乏特色,覆盖面过于宽泛; 专业设置不够合理,与产业对接不够紧密; 科学研究非常薄弱,服务社会能力不足; 人才队伍力量不强,能力素质结构不合理; 社会支持有限,持续创新动能不足。

国家的扶强策略与省级政府的重点大学计划叠加,形成了资源配置上的虹吸效应,地方本科院校在大学群体中越来越边缘化。在资源分配上,地方本科院校囿于自身的层次和地位,经费来源渠道单一,自身吸纳社会资金的能力较弱。“层”“类”不分,加上财政性经费配置的差序格局,高校所获资源随层次由高到低依次递减,地方本科院校获得的份额甚微,发展受到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制约。

“校城共同体”指地方本科院校与所在城市为了谋求价值共融、利益共生、责任共担、发展共赢的目标,充分整合后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在良性的互动中达成彼此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状态。地方本科院校的特殊性为其打造“校城共同体”创造了巨大的优势。

地方本科院校是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从领导到师生员工的忧患意识都比较强,具有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的品质,这为学校的探索提供了强大的内驱力。且地方本科院校因地方发展需求而生,自出生就得到地方政府的呵护,对所在城市具有更强的依赖性和忠诚度,更容易“锚定”城市,将校城互动作为生存发展战略。同时,地方本科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最多样化、最不稳定的部分,也是最有创新空间、最具创业活力的群体。它们虽然整体建校晚、起点低,但规模小、沉积少、转型快,这种速度和灵活性在竞争日益加剧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将会获胜^[15]。

大学的每一次分化都是在试图回应某个时代大学发展面临的新问题^[16],地方本科院校的应运而生就是地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诉求,地方本科院校变革也是大学价值的新方向。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引导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不仅是地方党委政府在教育领域政绩竞争中的关键“突破点”,也是实现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竞争目标的重要“砝码”^[17],必须对地方最高学府在物力支持和政策倾斜上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地方产业企业的角度而言,地方本科院校一般定位为地方性、应用型,学科专业布局与产业对接紧密,校友遍布地方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对地方产业的需求比省会城市的高校和一流大学更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知力,且在长期办学中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资本,能为地方产业企业创造更多的资源。

地方本科院校一般实行省市共管共建、以市为主的管理体制,市委市政府在学校专业领域的改革建设上一般赋予地方本科院校较大的自主权,为学校改革创新预留了较大的制度空间。此外,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18]以来,又出台了《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各省级政府也纷纷出台支持地方高校加强应用型建设的政策举措,为“校城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

“校城共同体”的构建究其实质是地方本科院校困境求生的一种变革。从权变理论来看,这种变革涉及两个内容:一是基本结构,二是运行机制^[19]。其中,结构是变革的基础,需要运行机制赋予其内容和活力^[20]。因此,“校城共同体”的宏观设计也必须合乎结构与运行这两种逻辑。

依据生态学的原理,一切生物都生活在自己的“生态位”上^[21],各得其所。在“校城共同体”中,地市级政府、地方本科院校、中小型企业是这个有机整体的内部结构主体。其中,地方政府担当资源、区域政策的供给者,产教融合的“监督者”和“驱动器”; 地方本科院校肩负城市的人才“蓄水池”、地方党委政府的“智囊团”和区域创新的“增长极”; 中小型企业则是应用型人才的最主要需求者和应用技术的重要采购商。由于“政府不是一个单一的利益相关者,代表着许多其他利益群体”^[22],所以,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校关系处于内部网络结构的核心地位,对校企关系的强度和深度具有关键性的塑造作用,政企之间则在地方本科院校的帮衬下通过政策与规划发生紧密联系。

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氛围是地方本科院校与城市协同发展、耦合共生的重要保障。依据和谐管理理论,系统若能在构成、组织、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上形成总体和谐性,系统就会充满活力,具有较强的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并发挥最大效能^[23]。在“校城共同体”中,环境的和谐性主要受制度、文化、市民社会、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对“校城共同体”的内部和谐发挥了强大且重要的浸染、黏合、辐射与引导作用。

从根本上而论,“校城共同体”是政、企、校三方力量动态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需要遵循内部运行逻辑。

3.2.1.1 价值整合逻辑 在哲学上,政府是政治论的,以“公平”理念为前提; 企业是市场论的,以“利益”为导向; 大学则是认识论的,以“自由”理念为核心。政、企、校三方存在一定的价值冲突,只有将城市精神上升到各自行动的基本遵循,以开放包容、共荣共享的价值理念增强各自价值观念的通约性,才能在互动中画出“最大同心圆”。

3.2.1.2 利益平衡逻辑 现实中,政、企、校三方存在微妙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是资源的分配者、平衡者和监督者,地方本科院校是资源的消费者和再生产者,企业是不愿进行“无效率”资源投入的经济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在知识生产模式Ⅲ背景下,政、企、校三方所形成的组织边界模糊、利益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正因大学日益活跃的社会参与而存在于建立共同利益关系的个体利益相关者之间^[24],“校城共同体”需要通过利益表达、驱动、制约、共享与补偿以平衡整体和部分的共同利益,从而强化责任承担与义务履行。

3.2.1.3 信息共享逻辑 公共组织的信息共享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组织之间的信任建设^[25]。象征权威的地方政府不仅能增进“校城共同体”内部的信任,还能帮助发起和维持与地方本科院校及企业间的跨界信息共享。这种信息共享会产生一种彼此吸引的好感,有利于促进相互之间的融合,进而又为信任的建立奠定基础。

从系统理论看,“校城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的、权变的系统,在与由市民社会、城市文化、区域政策及自然环境所组成的特定环境不断作用中获得发展,只有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特征相匹配,才能保证内部主体的持续互嵌,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来维护整体的相对稳定。

3.2.2.1 党委的政治统合逻辑 与国际同类大学和地方政府相比,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是中国地方政府和地方本科院校最鲜明的优势。以党委为主体,将重要的治理事务转化为中心工作,运用压力机制、动员机制和行政包干制等具体机制落实中心工作,从而克服繁文缛节、形式主义、相互推诿等科层制缺陷,实现“校城共同体”的统筹性、动员性、整合性^[26]。

3.2.2.2 知识的生产演化逻辑 科技创新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其本质是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而大学是唯一能将此过程进行整合的社会机构。作为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地方本科院校发挥着国际性知识与本土性知识的“接口”作用,以产学研联盟、产业学院等超越组织边界的“新型研发机构”正在推动政、企、校三方实质性融合,为地方政府在规划研制和战略实施过程中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为国际性知识在企业的落地进行“转译”。

3.2.2.3 大学使命的驱动逻辑 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大学基于知识和学术的社会服务职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五大使命的融合也在加速加深。地方本科院校与所在城市的融合是大学职能演变与使命升华的必然,需求逻辑主导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已不能再囿于“象牙塔”内闭门造车,建立政、企、校育人责任共同体势在必行。

现实的困境与天生的优势都是地方本科院校战略选择不可忽视的机遇和挑战,在“校城共同体”的探索中也必须基于内部结构的协同耦合,积极营造相互依存的外部环境,遵循内外部维稳共生的逻辑,与地方政府和企业深度互动,竭力推动价值互融、战略互嵌、结构互耦、利益共享,实现政、企、校三方的相依相生、荣辱与共。

城市精神、创业精神、大学精神分别是政、企、校三方的核心价值追求,在实践中统一于城市公共福利的增长和城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校城共同体”的建立需要这三种价值的融合。

一方面,凝聚“校城共同体”发展共识。政治引领是“校城共同体”形成共识的凝聚核,地方本科院校应健全党政决策机制,强化党委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氛围,在发展的目标、理念、战略、路径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坚定不移地推进校地互动,深化产教融合,积极推动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促进高等教育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

另一方面,推动“校城共同体”精神文化融合。城市精神是地方本科院校的独特气质和鲜明个性,地方本科院校应借助地方特色文化研究院(所)、地方精神研究中心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推动地方优秀精神文化向思想政治课程转化,融入立德树人的全过程,并发挥大学精神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伦理指向和道德治理功能。例如,台州学院传承弘扬地方和合文化、大陈岛垦荒精神,培塑学生“忠诚、奉献、进取、合作”的精神特质,增强教职工的责任意识、奋斗精神和干事激情。地方本科院校还可借助自身亲近市场、贴近产业等优势,邀请优秀企业家进校园、上讲台,与师生零距离、面对面,将企业家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培育富有“泥土味”“创业型”气质^[27]的大学文化。

战略互嵌是城市对地方本科院校的地域关照,也是地方本科院校向城市寻求支持和服务的基础,增强战略互嵌需要在战略认同、目标认同和机制落实上下功夫。

首先,增强学校师生对城市的战略认同。地方本科院校应将学校的发展战略与城市的发展战略相匹配,向师生积极宣传城市的未来愿景、发展战略和地方的产业优势,提高师生对城市发展的知晓度。同时,顶层设计服务城市发展和党委政府决策的系统计划,向城市传递学校“锚定”城市、服务产业的务实理念和举措,并分解到学校的发展进程中。

其次,增进地方党政对学校的目标认同。畅通战略沟通渠道,加大社会资本的精准投放,主动走访地方党政领导,积极争取地方党政最高决策会议“移师”学校,专题研究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问题,共同描绘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的宏伟蓝图,推动学校发展的愿景上升为地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愿景。

最后,健全校城发展战略的落实机制。建立常态化的政校协同机制,将学校的发展目标和重大任务纳入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任务包”,以最大限度地增强合法性。政府为学校量身定制扶持政策,顶层设计,分步实施。学校将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分解为年度目标任务,通过考核机制落实到二级学院。

结构耦合是“校城共同体”形成及其功能实现的重要基础,推动主体内部结构要素协调有利于促进主体间共栖共荣、互塑共长,可以进行两方面的探索。

一方面,开辟应用型大学新格局。地方本科院校应积极推进全面转型,把学科建在地方主导产业上,科学编制学科布局规划,建立纵横交错的学科体系,分梯次构架与地方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核心学科群。同时,多模式共建创新协作互动平台,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政策引导作用,大力推动政府出“第一桶金”,吸引行业企业资源的多元投入,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重点服务地方的主导产业。全面优化调整专业布局,调整、设立一批行业特色鲜明的二级学院,紧密对接地方特色主导产业,建立特色专业群,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促进专业布局与产业体系协同耦合。

另一方面,促进校城空间深度融合。地方政府要充分利用国家体制改革的契机,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与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专业对口的事业单位经过转企改制之后与地方本科院校融合,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专业及人才优势与此类单位原有社会网络所具有的社会资本优势相互补,延伸两者服务地方发展的“触角”。将地方本科院校作为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出资将国际学院、城市体育中心等建在校园内,在学校周边布设高能级政、企、校共建的研发中心、检测中心、科创基地。地方本科院校则把自己定位为地方高等教育的“长子”“领头雁”,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及时转移学校办学重心,全面融入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推进学校图书馆、实验室、食堂、体育设施等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

各主体对共同利益的预期及其利益的可获得性是“校城共同体”形成的根本条件,合作意愿度与共同利益大小成正比,应从多方面促进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一方面,校城协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在地方政府牵头设计政策机制、提供启动资金和基本人员编制的支持下,地方本科院校依托学校优势学科集群和相关科研平台,以专业集群对接地方城市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与地方政府、企业采取校政共建、校企共建及政、企、校共建等多种模式来建立产业学院,形成一个个“难舍难分”的利益共同体,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将学校的人才培养、企业的人才需求紧密结合,产业界则根据自身所长参与混合组织和人才培养过程的治理。

另一方面,校城共同夯实利益根基。人才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也是地方产业创新驱动之源。地方本科院校应从城市善治和产业发展的目的出发,将政、企、校三方的人才政策相叠加,围绕产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需求引进三方共享的优质人才。比如,在地方本科院校中成立高等研究院,设立人才和科研“特区”,实行首席科学家制度,定向柔性引进国内外一流科学家领衔的团队,实行驻校研究。同时,不断激活人才存量,鼓励专业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双向兼职”“双岗双责”,组建科技服务小分队,精准对接地方主导产业集群和各县(市、区)特色支柱产业群的发展需要,促进教师团队与企业共成长。地方政府则应在人才的匹配指导、后续培养、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方面加大机制创新,搭建有利于人才干事创业的交流平台。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新时期,构建“校城共同体”的实质是地方本科院校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守正创新,笃行致远,与地方政府、企业形成一种和谐共生关系的变革过程。这种变革不仅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更是为了赢得新时代,需要在曲线前进的过程中不断发挥自身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独特优势和社会资源转化上的地域优势,规避自身在办学层次、基础实力、制度环境、资源获取能力上的天然劣势,才能在高等教育的生态链上觅求自己最富有生命力的“生态位”和发展价值,成为城市立足当下赢得未来的战略重器和增强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的战略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