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的会话方式选择及其差异性研究 [PDF全文]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23)

因受语境、语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权力距离观和时间导向等因素影响,中国文化群体在言语交际中多采取高体贴会话方式,而欧美文化群体则习惯采用高介入会话方式。某一特定的会话方式在另一文化群体中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交际双方的文化、熟悉彼此的会话方式是十分有必要的,尤其对成功跨文化交际的开展和进行是十分有利的。

A study on reasons and differences of conversational styl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U Guis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Zhejiang, China)

In the verbal communications, the Chinese conversations usually belong to the high considerateness style, while the American-European conversations to the high involvement style,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context, thinking patterns, cultural values, power distance and time orientation. Since a specific conversational style may be thought inappropriate, it's necessary to know the others' culture and be familiar with different conversational style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fu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交往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人们发现,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仅仅熟悉或理解某种外语的字面意思已经远远不够了。很多时候,会话的参与者无法顺利实现交际意图,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往往这种误解在会话方式的选择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人们会觉得对方的交流方式过于突兀、不够委婉和礼貌,而对方也会觉得中国人的会话方式过于含糊,经常无法弄清整个话语过程的真实意图。显然,这种交际的误解和障碍主要是文化冲突造成的,因为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物质载体,而文化又是孕育语言的土壤。因此,要克服交际障碍,并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取得成功,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是十分重要的。鉴于此,本研究拟从文化和语言思维的角度,分析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群体选择会话方式的差异性及其成因,以期对未来日益增多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1 两种不同的会话方式及其特征

著名语言学家George Yule[1]指出,会话方式是一种参与交流和谈话的方式。人们在交流过程中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需采取不同的会话模式。在日常的交往活动中,交际的参与者通常采取两种会话方式——高介入式和高体贴式。高介入式是指交际双方在交流过程中采取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语速语频较快、话轮之间停顿较短且对话双方话语互相重合的会话方式; 而高体贴式则相反,在这种方式中,交际活动的话语参与者语速和语频都相对较慢,话轮之间停顿时间较长,并且参与者一般不打断也不重合对方的话语内容。高介入式的会话方式在交际中信息交流量较大,频率较快且话语的重合率较高。而高体贴式在交际中,非言语的信息量较大,频率较慢且话语重合率较低。另外,高体贴式一般较为委婉,而高介入式则以直接的陈述、建议、要求居多。一般认为,欧美文化群体成员在交际过程中,多倾向使用高介入会话方式,而中国文化群体成员则更多采用高体贴式会话方式[2]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很多交际冲突和交流误解事实上都是因会话方式的选择差异而导致的。因为交际一方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需采取某一特定的会话方式,而该会话方式在其他文化群体中不一定能得到认可和赞同[3]。因此,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知晓对方的会话方式是十分有必要的,做好这一点则有助于避免交际失败和文化冲突。

2 两种会话方式的话语体现形式及其文化成因2.1 高低语境文化的影响

根据文化对语境依赖的强弱程度,一般将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两种[4]。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文化为高语境文化,而大部分欧美国家文化则为低语境文化。

在高语境文化中,交际过程中的大部分交际信息都内化于交流者本身或其生活习惯之中,而以语言本身为载体所传递的信息量极少。因此,高语境文化群体成员的会话方式经常被认为是间接的、隐晦的。如在汉语言语境中,人们能经常听到“吃了吗”“我这双鞋子一般般”等类似话语。作为高语境文化群体的一员,人们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这两句话所传递的表关切和谦虚的真正交流意图和信息,而不会单纯地只从这两句话的字面进行理解。因此,高语境文化群体成员更多的时候会从一些特定的语境和非言语行为中去识别真正的交流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有人在会话过程中采取高介入的方式去插话、打断别人,或刨根问底对这种隐晦的表述进行询问,一般会被其他参与者认为是破坏了交际的和谐和稳定,而这种打断和插话也会被理解成一种不礼貌甚至是粗鲁。

在低语境文化中,情况却恰恰相反。在该文化群体中,交流信息和意图主要是由语言本身来传递的。因此,人们必须选择一种直接和清晰的会话方式。人们希望每件事情都能清楚无误地直述出来,不能容忍和判究一些隐晦的、模糊的及不确定的信息。鉴于此特点,在交际过程中,会话的一方如觉得对方表述不清或不够直白时,惯常采取一些直接介入的方式去打断或询问,并要求对方作出明确的说明。显然,这种高介入的会话方式在高语境文化群体中很多时候是不被接受和认同的。

2.2 语言思维方式的影响

语言既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和载体。没有语言这个工具,人类的思维能力就无从谈起; 反过来,思维能力又极大地塑造着语言[5]。语言学家Ishill等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多为螺旋式的。因此,其语言模式多为归纳型,即一些总结性的或关键的中心句多放在话语的最后,前面的话语多为客套话或引言[6]。基于这种情况,人们如想知道发话者的真实会话意图并获取完整的交流信息,则需要发话者把所有的话都说完。因此,这就要求会话参与者采取一种高体贴式的会话方式,插话或打断别人的话语都是不宜的,如:

例1 A:经理,我今天有点不舒服(1),下午想跟您请个假(2)。

B:哦,知道了,好的。

在例1中,小句(1)为整个话语的阐释性部分,小句(2)才是整个句子传递的中心信息。同样的交际意图在英语中却是如下表述:

例2 A:Sir, I need to ask for a leave this afternoon because I do not feel well.

B:Ok, I know it.

从例2不难发现,在英语中话语的中心句往往放在句首,后面的内容则是对中心句进行阐释的部分。较之于汉语,英语的这种表达差异主要是因为英美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型的,因而英语是一门演绎型语言,即在交际中,把最重要的信息或中心句放在首位,先进行表述,其后部分则是对中心句的解释或补充。基于英语的这一特征,由于发话者在对话的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受话者可完全不必理会后面的阐释,而采取高介入的话语方式进行插话和打断。在以英语为载体的交际过程中,这种高介入式的方式对整个交流意图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破坏,主要信息的传递也不会受阻,因而被普遍接受,当然也不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

2.3 不同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

根据个人对集体或组织架构的依赖程度、忠诚程度和归属程度,Hofstede把文化分为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导向的文化体系和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的文化体系[7]。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体系,集体主义价值观主导着整个中国文化。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文化群体会以集体利益为最高利益,强调个体对集体的协调及忠诚,信奉个体成员之间的团结与协作。这种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文化体系中高体贴式的会话方式,即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总是尽量去配合对方的交流意图,以高度体贴的方式传递自己对集体成员的高度协调和和谐。依据Hofstede的文化区分标准,欧美文化是典型的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的文化体系。与中国文化不同,欧美文化主要强调个人独立、个人表达和个人隐私,信奉的是一种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8]。在这种价值体系下,人们鼓励相互竞争,推崇个人展示,个人的情感独立于组织或集体。因而,为彰显自身的个体特性和个体价值,欧美文化群体成员多倾向选用高介入的会话方式,以此突显自身的表达、关切和信息意图。

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交流中,中国文化群体成员往往会认为欧美文化群体的高介入式过于冷漠、缺乏集体温情。而欧美文化群体则极易把中国文化群体的这种高体贴式交流方式解读成乏味、反应迟钝甚至是不够聪明。

2.4 权力距离观的影响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是指公众对权力在团体、机构和组织内不均衡分配的可接受程度[7]。权力距离观是区分文化类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文化群体成员信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认为每个人距离权力都很近,并且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途径接近或获取权力。在这种文化群体中,人们信奉应把社会阶层的等级差距限制在最小范围内,组织内的上级或政府官员都会尽量使自己看起来与普通民众平等并不具有权势。这种文化体系被称为低权力距离文化(low power distance culture),大多数欧美国家的文化属于这种类型。在低权力距离文化群体中,交流的参与者不会重视对方的社会层级和身份,不管对方是上司还是下属、长辈或晚辈,必要的插话或打断都是可接受的,高语频或高语速的会话方式并不会被视为不得体或冒犯。较低的权力距离观影响了欧美文化群体成员的会话方式,高介入式的交谈也彰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与欧美文化相反,中国及很多亚洲国家的文化都属于高权力距离文化类型。在这种文化体系中,文化群体成员会把权力视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社会层级差距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自觉并自然地接受和维护这种层级差距。因此,在交际过程中长辈与晚辈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都会严格遵守这种因社会权力导致的社会身份不平等,进而采取相应的会话方式。如在交谈过程中,处于相对较低社会层级的下属或晚辈打断或插话,采取高介入的会话方式,经常会被看作是对长辈或上司权威的一种挑战或不敬。因此,中国文化群体成员多乐意选择一种高体贴的会话方式,以此来避免有意或无意冒犯到其他话语的参与者,而处于权威上层的上级或长辈对下属或晚辈采取高介入的方式往往是被允许和接受的。

2.5 不同时间导向的影响

人类学家Hall根据不同文化群体对时间的理解,把时间分为单向时间(monochronic time)和多向时间(polychronic time)[4]。以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群体多以单向时间为导向,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群体则以多向时间为导向。

信奉单向时间观的文化群体认为,时间是线性的、有价值的、可分割且不能重复的,尤其重要的是某一特定时间内只能做一件事情。这种时间观映射到话语交际习惯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语言现象,即在西方文化群体的言语交流中多以两方交流为主,如交际者A在与交际者B进行话语交流时,一般不会同时与在场的第三人或在场的其他多人产生言语交际行为。反之,交际者A则会被视为对交际者B不礼貌。因为交际的参与者多为两方,所以在交际中采取话轮转换较快、话语停顿时间较短的高介入会话模式并不会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失真或缺失,而且信息在交流过程中受到其他方干扰因素较少,传递效率比较高。

以多向时间为导向的中国文化群体则认为时间是无限循环的,社会关系的维系比遵循时间重要,重要的是同一时间内可以做不同的事情。这一时间观映射到交际习惯中则会出现另一种语言现象,即在中国文化群体的言语交流中,三方甚至多方同时交际是允许的,如交际者A在与交际者B交流时,A和在场的第三人C或者其他多人也能同时进行言语交流,并不会被视为不礼貌。一方面,三方甚至多方同时交际,极易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甚至受阻,这就要求交际的参与者采取一种语速语频较慢、话轮转换停顿时间相对较长的高体贴会话模式。另一方面,三方甚至多方交际容易产生面子叠加效应[9],即在有第三方甚至多方同时参与的话语交际过程中,较之于两方交际,交际者对面子的维护诉求更加强烈,交际者更需维护其他参与者的尊严和利益。显然,在三方或者多方交际中较为委婉的高体贴会话模式是明智和得体的。

3 对“面子保护影响话语选择模式”的一点思考

无论是东方文化群体还是欧美文化群体成员,在会话过程中都会考虑对其他话语参与者的面子保护,即尽可能地去维护对方的尊严,满足对方在交流中的情感需求[10]。面子维护是人类社会在言语交际实践中表现出的一种共有语用现象[11]。自20世纪50年代Goffman提出并界定面子(face)后,与面子相关的一些研究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Brown等[12]拓展了Goffman的面子研究范式,并提出了经典的面子——礼貌研究理论。他们认为,在交际中社会成员都有维护自身面子的诉求,面子可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积极面子指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肯定、尊重、赞许; 消极面子则指自主的权利、行事的自由以及行为不受他人干预。无论是积极面子还是消极面子都对交际模式有着深刻影响。如为避免交际过程中交际者消极面子的损失,他们提出了以回避为基础的礼貌策略,即采用间接询问的非强加方式,而应避免直接请求、建议、提醒的高介入会话模式。

笔者认为,Brown等所提出的以维护交际者行动自由为核心的面子理念及其与之对应的非强加的回避介入策略,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国文化中的面子实质。中国人的面子感受更侧重于对自我尊严的诉求,而非体现在对行为自由的渴求上。在中国文化中,一些高介入的言语模式是被普遍接受的,并不会被理解为伤害交际者的面子。如在正式的公务场合,上司可以自然地要求下属:“小李,把文件拿过来。”下属也可以自然地要求上司:“院长,签个字。”在请客吃饭时,交际一方可以对他人实行反复的强加行为,如[13]:“吃,吃,多吃点,甭客气。”在这些特定语境中,只要语气正常,都不会损害对方的面子,当然,也谈不上不礼貌。可见,Brown等的消极面子观对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高介入式会话模式是缺乏解释力的。

4 结 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因受语境、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权力距离观和不同时间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在交际中,中国文化群体成员多选择高体贴式会话方式,而欧美文化群体成员倾向高介入会话方式。被某一特定文化群体成员普遍接受的会话方式在其他文化部落中有可能不被接受甚至被认为是无礼的[14]。鉴于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要多问、多学、多看,很多时候,不能用己方文化群体的会话方式去解读对方的对话模式。当然,在理解和接受别人对话方式的同时,也需要留意和恪守自己文化部落的交流技巧,一味地迎合其他文化群体而忽视甚至扭曲自己文化群体的会话风格、放弃自身文化群体的话语习惯,也是不理智的[15]。笔者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因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同的会话模式在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中都有其存在价值。当今的中国在国际舞台已占有一席之地,与采取高介入会话方式的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会变得日益频繁。因此,主动去熟悉并适应对方的文化差异、会话方式差异是十分重要的,这必将有助于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成功开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