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纾与周氏兄弟的翻译模式 [PDF全文]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23)

林纾和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晚清主要的翻译家,在对域外小说的译介中,他们各自的翻译合作模式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都是较为独特的现象。林纾与众多的口译者合作,其模式为单一的口译加笔录; 而周氏兄弟的合作则呈现多种模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主译加润色。通过对他们翻译合作模式的考察,分析各自的特点——林纾模式对口译者的依赖及译文讹误现象,周氏兄弟在独立翻译能力下取长补短的合作等,进而探究不同模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并进行评述。尽管他们的翻译模式各异,但对晚清翻译文学的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

On the translation modes adopted by Lin Shu and Zhou Brothers
YE Yiq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Zhejiang, China)

Lin Shu and Zhou Brothers(Lu Xu and Zhou Zuoren)are major translato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ovels, each of their distinct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modes is a distinctive phenomenon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 China. Lin Shu applied the single mode of interpreting and recording due to his cooperation with interpreters, while Zhou Brothers adopted multi-modes, among which the principal one is translating and polishing. Their respective cooperation modes have bred their unique traits in translation: Lin Shu is dependent on his interpreters and there exists errors in the translation; Zhou Brothers can translate independently and als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ir strong points. Socio-cultural factors are discussed and comments are made on their translation modes. Although they cooperate and translate in different way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works can't be ignored.

引言

林纾(1852—1924年)和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都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林纾精通古汉语却不懂任何外语,45岁时通过他人口译,自己笔述的方式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从1898年到1924年去世20多年的时间里,林纾与口译者合作翻译了180多部作品,介绍了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瑞士、希腊、德国、西班牙、比利时和日本等国家的近百位作者,被誉为“译界泰斗”[1]424。这些小说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林译小说也因此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专有名词。20世纪初,鲁迅(1881—1936年)和其弟周作人(1885—1967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携手翻译欧洲文学作品,以周氏兄弟而著称。就翻译合作方式而言,他们各有其特点:林纾与众多的口译者合作,西译中述,“耳受而手追之”; 鲁迅和周作人则是兄弟合作,各展所长。然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很少。就林纾的合译模式而言,王军平等的研究关注译本的选择决定权,认为更多的是林纾合译者团体的共同选择[2]; 柯彦玢则通过文本对比研究发现,林纾对小说的删改不仅改变了小说的形式和风格,也改造了内容和思想[3]。而周氏兄弟的翻译合作模式,大多是在研究中顺便提及[4-5]。作为晚清重要的译者,他们不同的合作译介方式在文学翻译史上都是独特的现象,对比并评析他们的合作翻译模式,探讨他们不同的合译策略,分析其中的影响和制约因素,以此彰显林纾和周氏兄弟在中国翻译文学上的贡献。

1 林译小说及其对周氏兄弟的影响

周氏兄弟走上翻译的道路,林纾和林译小说功不可没,而林纾涉足翻译纯属偶然。1897年初夏林纾丧偶不久心情郁闷,在朋友王寿昌和魏瀚的鼓动下合作翻译了法国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由通晓法语的王寿昌口述,林纾笔录。1899年,译本易名《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轰动一时,林纾开始投身翻译。此后,林纾的翻译生涯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2个时期:晚清(1898—1910年)和民国(1911—1924年)。辛亥革命前,林纾翻译出版了50多部长篇或中篇小说,十之七八译笔不错。辛亥革命后,虽然林纾的译作更多,但译笔严重退化,林译小说也失去了前期的风采。

20世纪初,周氏兄弟先后离开故乡到南京洋学堂读书,在大量的阅读中,严复《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和梁启超政治小说中提倡的“改良政治,开启民智”的功利思想,给周氏兄弟以深刻的影响,但他们更喜欢林纾翻译的小说。因此,晚清文学之于年轻的周氏兄弟,影响更多的是林纾用流畅古文翻译的西方小说。1898—1910年间,林译小说盛行,正值周氏兄弟在南京求学和日本留学,他们不仅阅读了林纾这一期间的译作,还先后购买了二三十本,对早期林译本的珍惜之情,周作人曾有回忆:“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热心,只要他译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6]74

林译小说对周氏兄弟的文学审美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他们早期的翻译实践中。开始时,周氏兄弟和晚清大多数读者一样,感兴趣的是林译小说中的历史传奇、英雄故事和充满奇情异趣的神怪小说,尤其是英国通俗小说家哈葛德的系列题材,作品新奇,情节曲折。他们的首次合作便选择了哈葛德的小说《世界的欲望》,易名《红星佚史》,于1907年出版。但这类作品看多了,周氏兄弟逐渐厌倦这类题材,倾向于“启发民智,改良社会”的内容。林纾在早期译作的序跋中宣传救亡与改良社会政治的观点,也影响了周氏兄弟,他们开始关注反映民族命运的作品,产生了直接阅读和翻译西方文学的兴趣。

随着周氏兄弟外文水平和外国文学素养的提高,他们发现林纾的翻译误译太多,对林译小说失去兴趣,开始自己寻找和翻译西方小说,对西方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渐渐超越了林纾。他们尝试译介“弱小民族”国度的文学著作,偏重体现人道主义和诗化叙事的作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兄弟合作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共16篇作品(其中15篇小说,1篇童话),在选材上彻底摆脱了林译小说的趣味,但周氏兄弟使用了古奥的文言翻译,显然还有着林译小说语言影响的烙印。在翻译策略方面,周氏兄弟早期的译文无不印刻着林纾的意译痕迹,直到合译《域外小说集》,他们明确提出了“译亦期弗失文情”“人地名悉如原音”的主张[7],大胆选择了与晚清翻译风尚的疏离。在翻译合作模式上,他们也与林纾的完全不同。

2 林纾和周氏兄的翻译模式

20世纪前,合作翻译一直是主流的模式,即2个或2个以上的译者进行合作。就译者在合作中的角色,张德让[8]将合译归为4种类型:主译和润色的主配角式; 口述和笔译的互存式; 分块包干的承包式; 多人合作的立体式。即使在今天,合译模式也比较普遍,但主要是为缩短翻译时间、提高信息传递速度和加快出版周期。本文讨论的林纾的口笔译模式和周氏兄弟的主译加润色模式,更多的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译者的个人选择相关,有各自的特点甚至局限性,但也不可否认他们对晚清翻译繁荣的贡献。

2.1 “耳受而手追之”——林纾与口译者的合作

林纾的翻译是和口译者合作的,即由懂外语的人口述成汉语,再由笔译者撰写成文,也称“西译中述”或“对译”模式,西方人(也可以是懂外语的中国人)口译(亦称口述),中国人笔记(亦称笔译、润色)。这一翻译模式始自唐代,当时的佛经翻译在译场里流水作业,集体分工合作:由懂外语的人口授原文意思,笔录者记录内容,第三人校对,再由汉语水平高的人修改润色。明朝的科技书籍翻译,近代的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的科技翻译以及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都有口授和笔录的对译制度。19世纪60—90年代,这一合作模式达到鼎盛,在中国翻译史上功不可没。因此,尽管林纾一个洋文也不认识,却成了翻译大师,就不难理解了。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林纾个人外语能力局限的因素。对西译中述的现象,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一章《论源流》中有详细的描述:“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 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 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 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则精。”[1]342

对没有任何外语知识但古文甚佳的林纾而言,只能采用这一方式翻译,与口译者构成口述加笔录的合译模式。据考证,先后有20多位口译者与林纾合作,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不是专职的口译者。这些人当中有教师、大学生、造舰家、厂长、上校和大使等,其中有15人是林纾的福建籍老乡,除王寿昌和魏瀚外,多为林纾的晚辈、同事或学生,还有不少是沾亲带故的[9]。口译者中,林纾与王寿昌、魏易、陈家麟、曾宗巩、李世中等合译的作品最多[10]。这些翻译作品造就了作为整体文化现象的林译小说,然而,由于资料的欠缺,学界对合作者了解很少,只是在研究中顺带提及。

“耳受而手追之”是林纾翻译模式的真实写照:每译书,与精于西方文字者相向坐,彼持卷,先生持笔,口说而耳听,意会而笔随[11]。这其实是“听写”的方式,由口译者口授原意,林纾边听边用桐城派古文记录。林译模式的特点之一是速度惊人,译文之快,超出想象。口译者“述其词”,他“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运笔如风落霓转……所难者不加点窜,脱手成稿”[12]。林纾的记录和口译者基本同步,口述完毕,林纾的译文也就竣稿了,“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每天译书四小时,可得六千字”[12]。林译模式特点之二在于林纾超常的编辑水平,能在笔述的同时补充润色,整理成篇。林纾不审西文,也没有翻译经验,却能达到“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的境界,其优秀的古文之笔功不可没。

然而,“耳受而手追之”的翻译模式,过程毕竟与独立翻译不一样,由于林纾倚仗别人的口述理解原作,翻译过程的理解和表达之间多了一个媒介,即口译者,因此,笔述时一旦有疑问,林纾即要求口译者重复叙述,直到满意为止[13]。同时,林纾不满足于做一个默默的记录者,喜欢增添原作没有的细节,或添加自己的想法,因而出现许多讹误,成为林译小说的短板。

2.2 “兄弟作坊”——周氏兄弟的合作

周氏兄弟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2个时期:1903—1905年,初涉译界,各自单独翻译; 1906—1909年,留学日本,开启合译模式。周氏兄弟走上合作翻译的道路前,曾一起从事文学活动:研读进步书刊、听太炎先生讲学、筹办杂志《新生》等。在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下,周氏兄弟怀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宏大抱负,寄希望通过外国文学作品译介引进西方的新文化。他们先后合译了《炭画》(1906年)、《红星佚史》(1907年)、《劲草》(1907年)、《匈奴骑士录》(1908年)、《神盖记》(1909年)和《域外小说集》(1909年),其中《域外小说集》可称为他们合作的里程碑。他们在东京居住过的伏见馆、中越馆和“伍舍”,成为兄弟合译的作坊。

与林纾“耳受而手追之”的单一合作模式相比,周氏兄弟的翻译合作呈现多种模式:一是林纾式的口述加笔译模式,如《红星佚史》中十六节诗歌,《域外小说集》中《灯台守》里引用的密茨凯维支的诗,均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 二是主译(周作人)加润色(鲁迅)的主配角式,主要有《炭画》、《匈奴骑士录》和《神盖记》等译作,均由周作人翻译后鲁迅进行修改和润色; 三是化整为零的承包式,如俄国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劲草》,全部由两人合译。在两人的合作中,采用最多的是主译加润色的模式,按照王正的表述,也称主译加辅译,即一人执笔翻译,另一人负责审校译稿[14]。周作人回忆翻译《劲草》时的场景就是这一翻译合作模式的真实写照:“这部小说很长,总有十多万字吧。阴冷的冬天,在中越馆的空洞的大架间里,我专管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正。却一点都不感到困乏或是寒冷,只是很有趣的说说笑笑,谈论里边的故事,一直等到抄成一厚本,蓝格直行的日本皮纸近三百张。”[15]

兄弟合作看上去其乐融融,但由于二人性格迥异,周作人比较喜爱有情调的文学作品,而鲁迅更注重精神方面,加之居住条件艰苦,矛盾不可避免。周作人感觉气闷时,偶有消极怠工现象,对此,鲁迅很焦虑,甚至对弟弟动过拳头,在周作人的头上打几下。但更多的时候,是兄长领着弟弟译书:鲁迅负责寻找译本,修改润色,找出版社商谈,周作人只需专心译书,译稿出来后,鲁迅再进行编辑。因此,每一部译作背后都凝结着兄弟二人的心血,对此,周作人后期的回忆可窥见一斑:“过去在东京的时候,我们翻译小说卖钱,如《红星逸史》(《红星佚史》)以至《劲草》,又编刊《域外小说集》,所译原稿都由他(鲁迅)修正一过,再为誊清……前几时在故纸堆中找着了若干页旧稿,乃是《域外小说集》第三册的一部分稿子……可以看出鲁迅亲笔的绵密修改的痕迹……”[6]90

对周氏兄弟的合译模式,王友贵先生用了非常通俗的比喻,就是“你播种,我除草”,“大哥译诗,二弟译小说”,他们同在一条船上,“倘若说掌舵者是鲁迅,那么划桨者自然是作人”[16]62,清楚地表明了兄弟二人的合作关系:不分彼此,各展其长,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这种合作关系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合作方式。

3 林纾和周氏兄弟翻译模式评述

林纾在“耳受而手追之”的翻译模式下,与众多口译者合作20余年,翻译介绍的180多部作品主要是中长篇小说,被冠以林译小说而风靡一时; 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作坊”从1906—1909年大约持续了4年时间,因鲁迅回国而中止。其间他们合译了6部作品(其中《域外小说集》有16篇译作)。虽然林纾和周氏兄弟各自的合译模式比较独特,但学界却关注不多,更没有深入比较或评述的研究。

3.1 林纾的合译模式

林纾的翻译通过口译者协作完成,尽管这种模式很有效率,加快了翻译速度,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主要体现在语言方面对口译者的依赖及译文的讹误现象,这成为林译小说最大的不足。

3.1.1 对口译者的严重依赖

林纾对口译者的依赖主要体现在对原作的选择和对原文的理解2个方面。林纾不懂外语,因而口译者的文学常识及能够接触到的原语文本资源等因素显得特别重要[17]。一些论者认为林纾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没有多少价值的二三流的作者和作品上,妨碍了他的翻译成就,口译者难脱其责。此外,这一合译模式对口译者的外语和中文水平要求很高,一旦口译者理解错误或表述不清,即使有严密而细致的审校程序,都无法保证译文的准确和完整。如林纾以小说形式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和《凯撒》,易卜生的《群鬼》等剧本,遭后人诟病并被认为是口译者的责任[18]。在林纾众多的口译者中,魏易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他和林纾合作翻译了45部作品,仅次于陈家麟[19]。魏易曾出任教育部翻译和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外语水平和文字功底扎实,亦有相当的文学造诣,与林纾配合默契,能把原作内容详尽地口述出来,加上林纾传神而流畅的译笔,成就了林译小说的不少优秀之作。在邹振环著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100种译作》中,林纾有5部作品入选,其中4部是魏易选择和口译的,这充分说明了口译者的重要。

对口译者的语言和翻译水平的依赖,无疑成为林纾合作模式最大的局限。口述和笔译有明确的分工,角色不会交叉,切磋也只限于理解表达的内容,笔述者对原文内容少有质疑。翻译合作中两人必须始终同步,缺一不可:口译者离开了笔述者就无法成文,而笔述者离开口译者就无从成文[20]28。不识外文成为林纾最大的遗憾,他曾感叹自己年高(五十有四),不能再做学生学习求教是这辈子最大的不幸[21]。如果林纾通西文,自己选择译本,以林纾的文学眼光和中文造诣,其翻译成果一定更为可观。但是不可否认,林纾翻译的那些二三流通俗小说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有助于人们了解域外历史和文化,并与一流或经典作家作品形成文学的多样化格局。

3.1.2 译文讹错现象

尽管林纾的文学造诣是公认的,但他不懂外语,译文难免出现错误,主要有误植、误译、删改和增补[22],这是林译小说的一大缺陷,与林纾的合译模式有关。林纾的翻译是对口译者的记录,忠实程度取决于口译者的外语水平、中文功底和理解程度。翻译过程中的理解与表达由口译者和他分担,导致对原文双重的理解:口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林纾对口述的理解,尤其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新内容与中国传统语言形式之间的矛盾,即深层思想习惯与文化差异,这也是晚清译者面临的共同问题。林译模式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以译述为主,加之林纾翻译时下笔如飞,文不加点,听错、写错、脱落等错误在所难免,造成译文的许多疵病。如果上述因素导致讹误在所难免,那么另一种讹误则是林纾有意为之的结果,如对翻译中原作出现的败笔(林纾认为)或中国读者不了解的地方,林纾会不自觉地进行阐发,并将自己的意见添加进去。当然,口译者坚决反对林纾的这一做法,无奈林纾只好把意见改为眉批或在正文之后加一段“外史氏曰”。这种讹误尽管有时是锦上添花,但也有不少画蛇添足,变换了本来面目,未必妥当。

部分讹误也和后期校对有关。因为林纾译速快,字迹相当潦草,误字在所难免。开始时林纾自己校对,后来约稿多了,林纾忙不过来,就请别人校正誊清,自然不如他自己细心。对读者指出的翻译错误,开始时林纾将责任推给口译者了事,并替自己辩解:“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23]林纾的做法招致口译者的不满,或许林纾自己也意识到了,后来他将讹误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口述而译,在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咸纾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24]尽管林纾的合译模式只能“达意”,且谬误难免,但不少译作还是表达了原文的风格神韵,林纾简洁的古文也为译文增添不少光彩,林译小说因此成为当时国人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

3.2 周氏兄弟各展所长的合作

周氏兄弟在翻译合作中有明确的分工,即以兄长鲁迅为主领着弟弟译书。由于他们掌握不同的外语,得以互为信息源,提升了翻译的效率,而《域外小说集》则成为兄弟合作的一座丰碑。

3.2.1 兄长选材与弟弟译书

周氏兄弟读过新式学堂,出洋留学,会几门外语,这些因素足以让他们的合译完全有别于林译模式。他们的外语能力构成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材,译介东欧、北欧及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关注“异域文术新宗”。周氏兄弟在南京求学时学的第一门外语是英语,到日本留学后,周作人又学了日语、俄语、希腊语,为了研究佛经,甚至还涉猎了梵文,鲁迅学了德语、日语和俄语。外语能力的提高为他们大量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提供了可能。鲁迅文学活动最重要的语言是德语,因为德国是翻译大国,愿意译介弱小国家的作品。当时北欧的芬兰,中欧的波兰和波西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南欧的匈牙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新希腊等都属于弱小民族国家。通过德文,鲁迅将别国的作品转译介绍到中国,翻译最多的是俄国作品,因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契合周氏兄弟的翻译目的——转移性情,改造社会。为此,鲁迅在东京的旧书店搜寻,查找旧德文杂志,发现有合适的作品即通过丸善书店向欧洲定购,一般得等上两三个月才能收到,他用这种办法买到了不少译本。《域外小说集》的原作,不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收集到的。

从1906年到1909年回国期间,鲁迅不停地逛书店,购书阅读,与周作人合作翻译,或由周作人自己翻译。通过大量阅读,周氏兄弟从中精心挑选原作,突破了阅读底本的渠道和外语能力的限制,改变了晚清译者不大考虑作家及其在文学作品史上的地位,对外国的作家作品也不大熟悉的状况,能够通过对所翻译作品的选择表明他们的思想和文艺趋向,以及译者自身所具有的批评鉴赏能力。

3.2.2 《域外小说集》的深度合作

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年在东京出版,无论作品的选材和翻译策略,都体现了周氏兄弟的价值取向。一、二集共收录的7个国家的16篇作品,除《安乐王子》为童话外,其余均为短篇小说。作家有英国的淮尔特,波兰的显克微支,俄国的契诃夫、迦尔洵、安德莱夫,波斯尼亚的穆拉淑微支,芬兰的哀禾等。其中鲁迅翻译了3篇,周作人翻译了13篇,出版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如果仅从篇目上看,周作人翻译了大部分的作品,但综观《域外小说集》的译介,这一合译模式下体现的远远超出译文篇幅的多寡,更超出了主译加润色的模式范畴,因为鲁迅所做的不仅仅帮助弟弟润色文字,而是进行总体筹划,包括作品的选材、编辑、翻译校订、书的出版发行乃至广告营销等事务,对译稿进行审定、修改和润色,并按规定款式抄写工整,撰写序言等。因此,《域外小说集》是周氏兄弟深度合作的成果,“操作上周作人出力更多,而操心上鲁迅用心更深”[20]29。鲁迅的作用是总揽全局,大到弱小民族国家的选材、文类的选择、直译的策略以及翻译语言,小至寻找和描画封面的图案等。鲁迅以周作人名义写的序言,“虽寥寥数语,但志向高远、气象阔大”[16]26,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们的翻译观:翻译内容的审慎选择,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保留异域文化的特色等。尽管兄弟的气质、偏向不完全一致,但至少在《域外小说集》的译介合作中兄弟二人情投意合,配合默契,追求译书的社会效果,合作中各展所长,齐心协力。除《域外小说集》一、二集外,他们原本还有出版三、四集乃至更多集的打算的,但囿于晚清的读者接受环境,销量不佳,只得作罢。虽然兄弟二人文风不同,但《域外小说集》的译笔已显出他们作为青年留学生的才气,多年的兄弟友情也在这两集书中成为永恒。

周氏兄弟的合作结合了二人的智慧与长处,能够优势互补。在语言能力方面,周作人的英语较好,但中文功底不如鲁迅; 鲁迅的英语不很娴熟,但中文功底深厚,有更宽阔的知识面[20]。周氏兄弟具有独立翻译能力,在文字能力和知识面上各有所长,用作坊式的方式合作,翻译过程不必像林纾模式那样需要同步。周作人将原文翻译成汉语出初稿,经鲁迅校改和润色后,由周作人或是鲁迅誊正完稿。这种方式使合作更为完善和精到,比独立翻译更有效地保证译文的质量,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

4 结 语

西译中述,是在外语人才匮乏的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翻译模式。就林纾而言,因不懂外语而采用这一模式进行翻译是不得己的选择。尽管其“耳受而手追之”式的意译存在很多错讹,有着种种局限性,一直备受争议,但凭借林纾传神流畅的译笔,其译作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并滋养了一代包括周氏兄弟、郭沫若、钱钟书、朱自清、冰心等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家,“林译小说”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25]。周氏兄弟留学东瀛,掌握了不同的外语,构成“分工明确又相互协作的共同体”[26],他们的合作完全出于自身的选择。他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取长补短,其合译模式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域外小说集》真实、生动地呈现了他们合作翻译的过程并成为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初期的重要译作。因此,对林纾和周氏兄弟不同的合译模式进行研究,可以彰显他们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繁荣所作的贡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