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吃碗茶》中的“脸面观” [PDF全文]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23)

聚焦于雷庭招的《吃碗茶》中唐人街华人的“脸面观”,从中国文化语境和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视角进行解读。在场域理论视角下,“脸面”就是资本,既是唐人街场域内部各个子场域之间获得社会资本的有效手段,也是唐人街场域抵抗美国白人场域霸权的斗争力量。“脸面观”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因此,“脸面观”在唐人街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face” in Eat a Bow of Tea
PAN F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Zhejiang,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is made of the concept of “face” in American Chinatown in Eat a Bow of Tea by Louis Chu,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rdieus Field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face”, defined as capital,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means to obtain social capital among the subfields within the Chinatown field, but also the struggle force of the Chinatown field to resist the hegemony of the field of white Americans. As a specific fe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oncept of “face” plays an important social role in affecting peoples psychology and restraining peoples behavior. Therefore, there exists rationality and inevitability for the concept of “face” in Chinatown.

引言

唐人街作为早期海外华裔的聚居地,既是华人在异国他乡赖以安生的物理空间,也是他们体味乡俗、寄托母国情思的文化空间。因此,亲历唐人街生存体验的美国华裔作家纷纷把唐人街作为他们的创作背景。而在众多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图景中,葛丽萍认为雷庭招的《吃碗茶》(1961)中的唐人街是最“原声”的。它不仅真实再现了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采用了以四邑方言为原型的唐人街英语,传递了唐人街移民的最初始声音[1]。蒲若茜认为,从唐人街的麻将馆到洗衣店主、侍者及帮工琐碎的日常生活,《吃碗茶》展示了一幅20世纪40年代唐人街“感性”的历史画卷[2]。在唐人街这个孤立、狭小的空间里,老一辈华人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和价值观念并没有因为与故土远亘千里而改变,婚礼习俗、茶文化、封建家长制、群体意识等中国传统文化在唐人街土壤上得到了移植和生长。

《吃碗茶》讲述了主人公王宾来和李美爱的婚姻故事,反映了唐人街由单身汉社会向家庭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矛盾与冲突。由于美国“排华法案”的实施,唐人街华人长期以来几乎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宾来和美爱的父亲等老一代华人都是回国娶妻,然后只身回到唐人街继续单身汉生活。还有不少人则像乔阿宋那样在美国过着四处游荡的生活。1943年“排华法案”取消后,宾来这一代人得以来到美国与父亲团聚,并在回国成亲后便把妻子带到美国。然而,由于婚前的不检点,与美爱新婚不久他便失去了性功能,最后导致了美爱与阿宋的奸情。因此,围绕美爱“红杏出墙”这一事件,本文要探讨的是它所折射出的唐人街华人的“脸面观”。首先从中国文化语境阐释“脸面观”的文化内涵及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然后运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脸面观”在唐人街场域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解读,以拓宽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视角[3],希望这一新的视角有助于对小说主题意蕴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1 《吃碗茶》中折射出来的“脸面观”

对于“脸面”(face)一词,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布朗和莱文森认为“face”是同一社团中每位成年个体对自身公众形象的一种需求[4]。胡先缙将脸面分为“脸”和“面”两个概念。脸是团体给予具有道德名誉者的尊重; 面是个人透过可见的成就及夸耀而获致的声望,是属于个人社会地位的拥有[5]

《吃碗茶》中“face”一词贯穿始终,根据汉语翻译及小说语境,文中反复出现的“face”一词同样包含两个概念,如“a big face”“treated with much face”“afforded some measure of face”等词中的“face”是“面子”的意思,相当于胡先缙的“面”的概念。故事一开始,美爱的父亲李刚跑去宾来工作的餐馆审视未来的女婿,当宾来给他泡了很少用来招待客人的茉莉花茶时,他很满意地说,“小弟弟,你已经给了我很大的脸面”[6]32。当王氏宗亲会第二副会长讲话时,他首先向来宾表示感谢,“你们今晚能到这里来,给了我们主人很大的面子。”[6]72婚礼结束后宾来的父亲王华基、李刚和宾来到饭店门口送客,一再向客人表示感谢,“今天你给了我很大的面子”“谢谢你能赏脸”[6]76。在中国文化中,受邀的客人尤其是尊贵的客人能够光临会让邀请人感到很有面子。王氏宗亲会会长王春庭凭借他的面子劝回了躲避诉讼的王华基,同样凭借他在唐人街的身份和威望,授意平安堂主席以堂会组织程序形式处罚了阿松,并让他撤销了诉讼。孟子说,“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也就是说,高爵、高龄、高德的三种人,是天底下面子最大的。历任主席、会长等职,年逾七旬的王华基在唐人街华人的心目中,几乎接近于这三类人甚至是这三类人的总合,因此他的面子很大。

围绕美爱红杏出墙的丑事,小说更多地折射出唐人街华人爱面子、怕丢脸的心理。小说中频繁出现“hide his face”“face-losing”“face-less”“have no face”“lose face”等词,这些“face”相当于胡先缙的“脸”的概念。已婚的美爱与唐人街浪荡子阿松的偷情行为违背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让当事人、家人甚至族人丢脸。作为当事人的美爱在父亲李刚前来她家求证传闻时矢口否认,她怎么能向父亲承认这种没脸的事呢[6]131?丈夫宾来得知妻子的丑事后,带着痛苦和愤恨接受了王春庭会长让他带着妻子离开纽约唐人街去费城的斯坦顿小镇工作的安排,无非就是为了逃避流言和羞耻。当李刚在咖啡馆听到关于女儿出轨的消息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女儿丢了他的脸,并马上联想到如果这一消息传到广东老家,他的妻子将会蒙羞。当王华基得知儿子被戴“绿帽子”时,他暴跳如雷,不问缘由就把宾来大骂一通,认为美爱的丑闻不仅丢了宾来的脸,更是丢了他王华基和整个王氏宗族的脸。而王氏宗族会会长王春庭最大的担心就是王氏家族的名声,于是他尽其所能,希望早日平息此事,以减少这件事对他“兄弟”华基及王氏家族名声带来的不良影响。

在整个事件平息后,王华基觉得自己已无颜再留在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唐人街,与亲家李刚道别时,他一再说道,“我不能再待在纽约了”“这个脸面丢得太大了”[6]229。李刚也决意离开纽约,“整个事情因她(美爱)而起,我没有脸面见我的朋友了”[6]229。最后王华基与会长王春庭道别时说,“我以自己为耻,我回不去唐人街了”“我丢尽了脸面”[6]229。同样,宾来和美爱迫于唐人街亲戚邻里的耻笑和嘲讽,离开纽约去了旧金山,开始了新生活。

中国有句俗话,“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为了脸面换个新环境,甚至为了脸面而轻生,这样的故事在文学作品、在中外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一直上演着。中国历史上,西楚霸王项羽最后因惨遭失败而自刎,留下了千古名句:“籍与江东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7]79可见,面子乃“命之所系”的观念已植根于唐人街土壤,构成了唐人街社会的重要文化特征。

2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脸面观”

“脸面”在中西文化中都存在,但中国人被公认为是面子意识最强的。清朝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作为关注中国人面子观的第一人,在其《中国人气质》一书中指出,面子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一把钥匙”[8]。许多外国人认为,面子这一事很不容易懂,但却是“中国精神的纲领”。严复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所提出的“中国人亲亲,而西人尚贤; 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 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9]等,都与中国的面子意识有关。面子意识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宾来用茉莉花茶招待李刚,让李刚感受到了一种礼遇,因而他觉得很有面子并感到无比满足。在宾来的唐人街婚宴上,由王春庭会长担任婚宴主持,既给王华基一家很大的面子,向众人显示了这场婚宴的重要性,同时王春庭本人也得到了很大的面子,证明了他在唐人街的地位。两位副会长受邀发言,并被王春庭介绍为“会长”,除了体现他们的地位,也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满足和平衡。而美爱的丑闻让她丈夫、父亲、公公甚至族人蒙羞,给他们带来了负面的心理影响。

面子意识还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在中国传统集体意识盛行的社会文化影响下,人们崇尚的是道德的力量,谁丢了道德就等于失去了脸,“没有脸”“不要脸”是对个人最大的侮辱,它涉及的是个人道德品格的完整性[10]。古往今来,凡有大成者,无不厚德载物。相反,投降的士兵、贪腐的官员、失足的少女则被认为是失去道德、丢掉脸面的人。《吃碗茶》中已婚的美爱出轨于浪子阿松,这一行为无疑是丢掉了道德。儒家婚姻观提倡婚姻的神圣性、道德性、稳固性和持久性,以道德作为最重要的评判标准[11]。不守妇道、对丈夫不忠是一个女人最“不要脸”的行为,于是美爱设法隐瞒和否认,因为她知道,一旦此事流传出去,她将受到人们的唾弃,从而就没有脸面在唐人街生活。在最后事情败露后,她不得不离开了纽约唐人街。

为何面子对中国人如此重要?鲁迅指出,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礼和伦理道德至上的观念是解读面子的重要历史渊源[12]。易中天认为,“中国人死要面子,就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7]81。每个个体的观念、思想和行为,都会在其他成员身上产生一定的正效应或负效应,进而使整个群体产生一定变化,这种影响的大小与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和权力成正比[13]。美爱的出轨,看似她的个人行为,却对她的丈夫、父亲和公公,甚至是整个王氏家族产生了负面影响,从宾来到王华基到李刚再到王春庭会长,个个觉得丢脸,人人担心自己的名声。在当事人美爱和宾来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替儿子“出头”的是父亲王华基,他深夜来到儿媳的公寓外面监视,割下了阿松的左耳。而一手解决王华基一家问题的是王氏宗亲会会长王春庭,他派人调查美爱的出轨事件,安排美爱和宾来出去避风头,想尽一切办法使王华基免遭牢狱之灾。凭借在唐人街的地位和权力,王春庭对整个事件的处理起了积极的作用。可见,在唐人街,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整个家族的问题,没有什么比保住家族的颜面更重要。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脸面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广泛的社会资源,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有极大的影响。

3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脸面观”

场域理论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元社会学视野下从事研究的一套重要理论。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14]。美国华裔文学语境下的唐人街即是这样的一个场域,它既是客观位置的空间,也是主观立场的空间。它的内部包含了各个子场域,各个子场域之间既有交叉又相互独立,既具有关系性又具有斗争性。《吃碗茶》中的唐人街场域包含了男权场域、宗教场域、群体场域等各个层面的子场域,而群体场域又包含了王氏宗亲会、平安堂等更小的场域。王华基的家事之所以成了王氏家族的大事,就因为它将影响王氏家族的声誉,从而削弱王氏家族这个子场域在唐人街场域内部的斗争力量。

场域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为资本。布尔迪厄明确指出,资本以多种形态存在,其中有三种基本形态:一是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 二是社会资本以社会声誉、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 三是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资本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15]。两家中国剧公司不但给王华基留座位,还邀请他在演出结束后与著名演员一起吃饭,足以说明其在唐人街良好的声誉和人际关系。在一个场域中,场域结构是参与资本分配斗争中的行动者和行动者或机构之间的力的关系状况。因此,有些行动者在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有些行动者则占据弱势地位[16]。王昌庭因其王氏宗亲会会长和平安堂前主席的头衔,在唐人街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才有资格主持王华基儿子的婚宴,也才有能力用唐人街的“民间法”代替美国的“国家法”解决阿松与王华基之间的案件。可见,一个人的社会资本越多,在唐人街的生存能力就越强,相应地,他获得的经济资本就越多。王华基的“钱来麻将馆”能够持续经营,且能够如店名一样钱越来越多,都得益于他的社会关系。相反,如果他媳妇的丑闻持续发酵,如果他因伤害他人罪而入狱,他、他的家人乃至整个王氏家族的命运和在唐人街的地位都将彻底改变。王华基在纽约再次为儿子举行婚宴,是因为他在纽约生活的几十年中,受邀参加过无数次的婚礼、满月酒、欢送宴等,通过婚宴招待这些亲朋好友一方面是出于中国文化中的“还人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编织更强大的关系网。

小说结尾,王华基、李刚、宾来和美爱等都离开了纽约唐人街,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因为他们已无颜面对亲戚、朋友、熟人,实则是他们的人际关系网已被撕破,这将极大地削弱他们在唐人街场域的社会资本,从而影响他们今后的生存和发展。可见,在中国文化语境和唐人街场域中,脸面就是资本。

4 结 语

唐人街场域在空间维度上是美国场域的子场域,在文化维度上是中国场域的子场域。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习俗、价值观影响了人们的性情倾向和行为方式,即场域理论中的“惯习”。中国人“爱面子”这一惯习不管是在美国唐人街还是在其他国家的唐人街都将一直延续。它与其他惯习一起使唐人街场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逻辑和规则,同时也形成了唐人街场域中的力量格局。唐人街场域作为美国场域的子场域,它与美国白人场域、非裔场域、印度裔场域等子场域之间同样既具有关联性又具有斗争性。因而需要全体华人团结一心,凝聚成强大的斗争力量,从而在美国场域中获得一定的资本,即获得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力,解构美国白人霸权。不管从中国文化语境还是从场域理论视角来看,脸面就是社会资本,是增强群体凝聚力的一剂良药。因此,“脸面观”在唐人街社会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