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分层领域,社会地位是指对个体在群体或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的界定^[1]。不同于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主观感受和一种自我认知意识,对自我主观社会地位评价的高低反映了个体对生活的幸福感及自信感。于铁山^[2]的研究发现,个人主观社会地位水平相比客观社会地位整体偏低; 与个人因素相比,反映社交和社会参与度的社会因素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更大。黄雪琴等^[3]的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她认为主、客观因素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大于社会环境因素,其中政治参与能显著提高个体的社会地位认同感。张亮等^[4]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对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容易受到社会负面影响,从而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对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较高。周长城等^[5]的研究得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且闲暇方式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袁玉芝等^[6]的研究得出工作相关特征、生活相关特征和薪酬对中学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有积极影响。Lindberg等^[7]研究了澳大利亚和挪威两个国家的教育、职业、收入及童年环境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发现在不同国家得出的结论有差异性。主观社会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Chen等^[8]的研究得出在心力衰竭患者中,社会联结和自我保健信心在主观社会地位与情绪幸福感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心理健康也是研究的重点,Hsueh等^[9]指出学术与人际主观社会地位内部一致性与青少年的心理调整有一定的关联性。Ye等^[10]研究外向型对转型期的高中新生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外向化性格会显著降低转型期带来的自我地位评价降低的负面效应。Naoki^[11]指出主观社会地位的分布具有中产阶级倾向,又具有不对称模式,基于认知能力的原则产生中产阶级倾向机制,基于客观社会地位产生清晰的阶层意识,可见对主观社会地位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

综上所述,从社会、个人、家庭和政治因素等多方面研究其对个人主观地位的影响,涉及主观社会地位与身心健康、阶层评价、幸福感等。以往的研究或依据客观社会地位的几个相关变量(教育、职业、收入),或通过某一个变量去衡量主观社会地位的高低,衡量指标较为主观。本研究选取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阶层、经济水平3个指标综合评价个体主观社会地位,可更准确地衡量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

家庭资本一词最早源自社会资本理论。社会学家Coleman^[12]认为家庭资本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组成。家庭资本衡量指标还未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大部分研究采用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来反映家庭的文化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反映家庭社会资本,收入情况反映家庭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作为其他社会资本的基础,涵盖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等多个方面,在各种社会资本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和地位,是最基本、最有效的资本形式。衡量一个家庭的经济资本,除了家庭的年收入情况,家庭拥有的所有权、使用权及经营权等各种无形资产的总和也是重要的评价指标。本研究中家庭经济资本指一个家庭可用于提供给子女的直接财富,反映个体的家庭经济背景和实力。根据已有的数据资料,采用家庭收入、住房、是否有家用汽车及家庭的居住地区作为衡量家庭经济资本的主要指标,构建以下假设,H1:家庭经济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作用; H2:家庭经济资本在认知能力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H3:家庭经济资本在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认知能力指人脑对信息的加工、记忆和提炼的能力,体现了人所具备的“内涵”水平。认知能力不仅包含受教育年限,更是从语言感知、沟通交流、信息获取等多个方面把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差异表现出来。

个人认知能力与高等教育获得、社会分层流动、社会地位评价方面的关系是研究热点,认知能力在影响学业成就、教育获得及社会地位方面常常作为必要的解释变量。Damian等^[13]认为较高的认知能力可弥补家庭资本的劣势,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而Deary^[14]指出认知能力通过教育获得、职业获得作为中介变量,影响阶层地位的获得、认知能力与阶层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由此可见,认知能力对教育获得和阶层评价具有正向作用,从而影响个体的社会地位。但心理学中的达克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反映个体认知偏差,指自我认知能力欠缺的人会认知不到真实的自我,产生一种虚假的自我优越感,从而对自己的能力水平产生高估的现象。由于达克效应的存在,认知能力高的人反而会低估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的自信感与认知能力的偏差由此显现。如此看来,认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价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促进还是抑制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以普通话水平、英文水平、网络支付、互联网使用、教育水平来衡量个体的认知能力,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4:认知能力对主观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作用。

社会资本这个提法最早起源于社会学,法国学者Bourdieu^[15]在其社会学著作中首次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三个成分之一,是在关系网络中可见的及不可见的各种资源的集合。Putnam^[16]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比如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等。Portes^[17]认为,社会资本可体现一个人对稀有资源获取的能力,他通过与身边的成员之间进行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由于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的不同,人们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

对社会资本的衡量,Narayan等^[18]认为社会资本维度应当由社团参与、一般社会规范、信任、社区凝聚力、社交、邻里联系等组成。Compell等^[19]在使用社会资本做定性研究时,认为社会资本维度包含规范、网络。其中规范指信任、邻里关系、社会支持、互惠; 网络指群体及社团组织的参与度。经过整理文献我们发现,虽然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衡量方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大多数研究均采用了社会信任这个指标。本研究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相关数据,选用社会信任、社会公平及社会安全感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5: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作用。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10月公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最新2017年的数据,总的量表包含有效样本12 582份,783个原始变量,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研究需要,对相关数据特征进行筛选,排除C和D部分的数据,对A部分存在缺失值和异常值的数据进行处理,少量有缺失的数据采取删除的方式,问卷中居民选择拒绝回答(数据表现为:99、999、99 999)的空白问卷采取删除的处理,对居民回答不知道的问卷,采取用众数代替的处理方式,对明显的异常值数据进行删除。最终获得16个观测变量,共12 387个样本,将它们分别作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观测变量描述及说明见表1。

表1 观测变量描述及说明
Table 1 Description and instruction of observed variables

在得到的12 387个有效样本中,居住的地理位置在东部的占44.8%,中西部占55.2%; 男生占47.2%,女生占52.8%; 汉族占92.5%,少数民族占7.5%; 有宗教信仰的占10.4%; 年龄分布为18～29岁占13%,30～39岁占14.8%,40～49岁占18.1%,50～60岁占19.6%,60岁以上人群占34.6%; 受教育程度在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占19.7%。由于调查的是18岁以上的人群,所以已婚人群高达89.5%; 户口类型是城镇人口的占62.9%,农村人口占37.1%; 个体年收入分布情况为0～3万元占61%,3～8万元占30.8%,8～15万元占5.6%,15～30万元占2%,30万元以上群体占0.6%,可见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年收入中低收入群体占绝大多数。

由表1可知居民对衡量主观社会地位的3个观测变量的打分情况:社会阶层平均值为4.14,社会经济地位平均值为2.22,经济水平的平均值为2.55,除了经济水平的平均值略高于2.5外,其他指标的自我评价分数整体不高,未达到总体得分的平均值。网络支付普及率也不高,只有41%的人使用微信/支付宝支付,还有59%的人从未使用过线上支付工具。而且从互联网使用的频率得分2.82和较大的标准差来看,互联网使用频率在研究样本中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普通话水平明显优于英文水平,普通话水平平均可达到比较好的程度,但英文水平平均处在完全听不懂和比较差之间。自主学习的热情不高,均值为1.97,可见研究样本自主学习的频率很低。受教育程度均值为5.17,说明受教育程度的均值还在高中阶段。在社会资本的3个评价指标中,研究样本的平均值都大于2.5,说明居民对整体的社会环境是比较满意的。家庭收入平均值为1.56,处在0～15万元之间,家庭住房平均有1.1套,说明目前居民的住房拥有量还是以刚需为主,拥有家用汽车的比例为29%,调查的群体人均生活水平基本上符合当前社会现状,具有一定代表性。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在近十几年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在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生物学等各个领域。SEM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组成,测量模型指对不能直接测量的潜变量用可观测的显变量去间接测量,结构模型指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或相关关系^[20]。结构方程模型包括多重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路径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可用于研究个体指标对总体的作用及个体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方程模型与传统统计回归方法相比具有显著的优势,它充分度量了模型的测量误差,可检验总体模型的拟合度,可对潜变量间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估计等。

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21.0及AMOS24.0选取的CGSS问卷中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对选取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而检验模型间的结构效度,再搭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建立的步骤参考方杰等^[21]的做法,首先分别分析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和主观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受其他2个潜变量影响情况下,每个潜变量对主观社会地位之间的影响是否显著; 经过验证,三者对主观社会地位的显著性检验均通过。其次建立以家庭经济资本为中介效应的模型,对初始得到的模型依据修正指标在满足理论假设的前提下进行修正,以降低模型的卡方值,得到修正后的中介效应结构模型。最后运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并判断中介效应的类型,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如图1所示。

图1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Fig.1 Construc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图1中,A、B、C、D分别为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主观社会地位; a为认知能力对家庭经济资本影响的路径系数; b为社会资本对家庭经济资本影响的路径系数; m'为在家庭经济资本的控制下,认知能力对主观社会地位影响的路径系数,即直接效应; m为认知能力对参与主观社会地位的路径系数,即总效应; n'为在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下,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系数; n为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路径系数; d为家庭经济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直接效应,由于它只作为认知能力和社会资本的中介变量,而无其他变量作为它的中介,所以直接效应就是其总效用。

利用SPSS21.0对测量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得到KMO(Kaiser-Meyer-Olkin,抽样适合性检验)和巴特利特检验(bartlett)的值为0.858,提取的4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57.226%,旋转后的成分得分矩阵和理论假设基本上相符,具体见表2。

表2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Table 2 Composition matrix after rotation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足够大,考虑到样本大小、正态性与独立性假设等因素,最终选用渐进自由分布法(asymptotic distribution free,ADF)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从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简约适配度3个方面,选用13项拟合指标,通过比较模型输出值和适配度统计量临界值,来对模型的适配度进行评估。根据修正指标来判断潜变量主观社会地位、认知能力、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对应的观测变量的方差之间存在的共变关系,由此增加e11与e12、e14与e15、e15与e16,e16与e17、e2与e3、e3与e4、e2与e5、e5与e7等残差路径,合计有8组共变关系,从而降低卡方值,增强结构方程的适配性。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评价结果见表3。

表3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评价结果
Table 3 Fitness evaluation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由表3知,除了卡方值未达到适配的标准外,其他适配度指标均表明模型的整体评价良好。进一步分析发现,卡方值受到样本量的影响,样本量大的模型,显著性概率p值会变得很小,从而容易拒绝原假设。本研究有效样本量多达12 387,故适配度指标的判别主要参考其他不受样本量影响的指标。

加入中介效应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经过初始模型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只有认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直接作用显著性检验未通过,其他路径检验全部通过。

表4 初始模型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est results of initial model

认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直接作用显著性检验未通过,所以令两者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得到最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修正后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见表5和图2,在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条件下,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及测量模型的路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5 修正后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
Table 5 Normalized path analysis results after correction

图2 修正后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
Fig.2 Normalized path analysis results after correction

在潜在变量层面,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存在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08、0.245,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路径系数大于社会资本,说明家庭背景是影响个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高低的主要因素,个体在社会地位评价时会受到家庭的经济实力的影响,家庭的居住地理位置越优越、家庭的固定资产拥有量越多,则个人的社会地位评价越高。同样地,个体对所处的社会的认同感越高,表现在感受到公平,对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感到信任,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占便宜的安全感,则对社会资本的评价越高及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价相应地越高。

在传导路径系数层面,认知能力包含的观测变量中,受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网络支付、英文水平的因子载荷系数都在0.7以上,表明这几个变量对认知能力有决定性的作用,认知能力主要通过个体的语言表达、教育水平、信息获取能力及追随时代进步的能力来反映,观测变量很好地反映了个体认知能力的高低。

在家庭经济资本包含的观测变量中,家庭收入和是否拥有家用汽车的因子载荷系数为0.69、0.59,远大于家庭的地理位置及住房的数量。通过进一步分析可得出家庭住房数量的均值为1.23,大部分家庭的住房拥有量还是以刚需为主,但汽车作为附属财产从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家庭经济实力的高低,同时,家庭收入直接反映家庭经济来源和收入的情况,影响系数最大。

在社会资本包含的观测变量中,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的因子载荷量较大,分别为0.58,0.52,通过居民在调查问卷中“您觉得社会上的陌生人会占您的便宜吗?”来衡量居民社会安全的感知,社会安全感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系数为0.39。居民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公平感、信任感、安全感的感知评价来反映社会资本的高低。

在主观社会地位包含的观测变量中,经济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阶层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79、0.71、0.63,居民对社会地位的评价不仅受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还有很大因素参考家庭地位的高低及目前所处的社会阶层,这几个指标能很好地反映居民主观社会评价的情况。

东部、家庭收入、住房、家用汽车、网络支付、互联网使用、普通话水平、英文水平、自主学习、受教育程度、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安全感共计13个观测变量均对居民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作用,这些变量对应的系数值越大,居民对自己社会地位评价越高。

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起桥梁的作用,中介效应常用于解释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是如何通过中介变量M来传导的,故近三十年来模型中的中介效应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对简单的中介模型,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推荐使用Bootstrap法、乘积分布法、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法和贝叶斯法。这4类方法都是通过得出中介效应的不对称区间估计来进行中介分析(区间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显著),这样做的优点是分析中介效应不需要正态性假设。

Taylor等^[22]提出的Bootstrap法,在结构方程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具有广泛的应用,Bootstrap法提供了最准确的置信区间估计,统计功效最高。可允许对变量测量误差的存在,也可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将数据信息全部包含其中,避免了信息的损失。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在95%置信区间下重复取样5 000次,用ADF法进行估计。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先检验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直接效应是否显著,然后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整体的拟合情况,并由输出结果查看路径系数是否显著及符号是否符合经济学意义。

在控制社会资本的影响后,认知能力与主观家庭地位的直接作用由原来的极其显著(β=0.42,p<0.001)变为不显著(β=-0.052,p>0.05),将认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的路径系数约束为0,约束模型中卡方值为1 342.984,无约束模型中为1 347,两模型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在认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由于社会资本与主观家庭地位的直接路径系数显著,因此可建立家庭经济资本在社会资本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测算认知能力与社会资本对主观社会地位的间接影响,进一步验证家庭经济资本在整个模型路径中的中介效果,具体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6 Test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利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 000。在95%的置信区间下,偏差校正和百分位数的置信区间认知能力对主观社会地位的直接效应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直接效应不存在,其他中介效应路径系数的置信区间估计均不包含0,即中介效应存在。由表6可知,家庭经济资本在认知能力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的中介效应存在,且为完全中介,家庭经济资本在社会资本与主观社会地位之间的中介效应存在,且为部分中介。

认知能力、社会资本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价有正向影响作用,家庭经济资本充当模型的中介变量,在认知能力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中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在社会地位与个人主观社会地位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认知能力对个体主观社会地位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对其产生的影响通过家庭经济资本中介变量来体现,经济资本的高低最直接地反映个体社会资源的拥有量。家庭拥有较多的经济收入,意味着有更强的经济能力为子女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选择优质的教育、接触更丰富的平台和提供更优越的生活环境,使得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增长见识,增强自信心,从而表现出认知能力水平较高。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个体,易在成长过程中产生自卑心理,从而对自我社会地位的评价过低。反映认知能力高低的因素有个体语言能力、受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等,根据影响系数的大小可得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最大,其次互联网使用也反映了个体社会的参与、社会网络的构建,因此对个体的主观地位影响也是显著的。因此,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及互联网,对增强居民的自我认知有重要的作用。以高素质、信息化为目标,提供优良的家庭条件,有利于提升居民对自我社会地位的评价。

社会资本的非工具性含义指出,在成员之间建立互信、合作、协调关系,有利于增进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信任、社会安全感、社会公平体现个人对整体社会环境的评价,且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有着正向的影响作用,“三感”越高,个人主观社会地位评价越高。因此,为了提高居民对自我地位评价的认知,从而提升国民自信度,应鼓励建立社会支持、和谐共存的社会环境。

本研究在对个人社会阶层、居民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从认知能力、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出发,对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评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准确的评价,结构方程模型相比传统的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误差更小,模型精度更高; 其次,对主观社会地位的测量使用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及家庭经济水平3个指标进行评价,得出的结论更为客观,通过13个具体的观测变量分析各个变量对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效果及大小,为个体对自我价值、自我地位的认知提供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个体正确地对自我社会地位做出自评,从而提升整体居民的判断力和自我认知能力。受研究问卷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存在以下待改进的地方:一是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仍需进一步细化,以完善测量指标体系; 二是可进一步研究家庭经济资本在认知能力和个人主观社会地位模型中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以构建基于调节作用的中介模型。